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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5章（第1页）

十八世纪中国民间社会经济领域发生的这些变化不是偶然的，也与政府的政策及法律规定间有着某种关联。

这种现象的达成，究竟是由于农民&ldo;斗争&rdo;，还是某种&ldo;情让&rdo;（或所谓&ldo;道义经济&rdo;），即传统儒家理念作用的结果？抑或是市场上&ldo;交易双方的一种日常性调试&rdo;？对此还存在不同的意见和争论，也很难给出一个断然的回答。

换一个角度来看，如果说中国历史上存在若干农民大起义（十八世纪几乎没有），同理，在日常生活中农民也可能有很多方法来对付地主，并由此渐渐修改了制度。

我们不应把农民的这种能力，总与其行为的成果割裂开来。

也不应把他们的形象理解为只是逆来顺受，懦弱不堪。

这，应该说是一种互动的结果，或是中国传统社会的一种常态（用&ldo;日对仇讐&rdo;来形容这种关系并不妥当）。

依据张五常&ldo;佃农理论&rdo;的说法：随着某一地主土地由个别佃户向着更多的佃户出租，同一地亩的地租率将会下降，而总产出却可能上升。

[11]若在这句话前边加上&ldo;随着人口的逐渐增加&rdo;，后边所发生的，岂不恰是清代中国的历史事实？

[1]《乾隆朝上谕档》，一册，422-423页；明清之际，中国社会发生了重大变化，如蒲松龄所说：&ldo;昔日富豪以倍称之息，析夺良家子女，人无敢言者；不然函刺一投，则官以三尺法左袒之，故昔之民社官，皆为势家役耳。

迨后贤者见其弊，又悉举而大反之……（有借贷者）一取偿，则怒目相向；质诸官，官则曰，我不为人役也。

……余尝谓昔之官谄，今之官谬，谄者固可诛，谬者亦可恨也&rdo;，《聊斋志异》卷11《王大》，；参见高王凌《活着的传统‐‐十八世纪中国的经济发展和政府政策》，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页139。

[2]朱批奏折。

[3]马西沙、韩秉方：《中国民间宗教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11881189页。

[4]按：此文中&ldo;圣祖&rdo;有误，应为&ldo;世宗&rdo;；又，雍正七年世宗曾&ldo;劝导各富户等，平时当以体恤贫民为念，凡邻里佃户中之穷乏者，或遇年谷歉收，或值青黄不接，皆宜平情通融，切勿坐视其困苦，而不为之援手&rdo;。

[5]乾隆十三年二月甲戌，《高宗实录》卷309。

[6]仁宗皇帝谕内阁：&ldo;我国家永不加赋，正赋钱粮，只于按例催征，每遇水旱偏灾，仍必加恩蠲缓&rdo;。

[7]该例规定：&ldo;凡不法绅衿私置板棍擅责佃户者，乡绅照违制律议处，衿监吏员革去衣顶职衔，杖八十。

地方官失察，交部议处。

如将佃户妇女占为婢妾者，绞监候。

地方官失察徇纵，及该管上司不行揭发者，俱交部分别议处。

至有奸顽佃户拖欠租课、欺慢田主者，杖八十，所欠租课照数追给田主&rdo;。

[8]秦蕙田：&ldo;龙德而正中者也&rdo;，《皇朝经世文编》卷10。

[9]乾隆七年八月，顺天府尹蒋炳奏，《高宗实录》。

[10]参见高王凌：《租佃关系新论‐‐地主、农民和地租》，上海书店出版社，2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