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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版前言（第7页）

然而“彼以众人待我，我以众人报之；彼以国士待我，我以国士报之”

：于是豫让之报答知伯，事其死一如事其生；而春梅之报答金莲也如是。

纵观《金瓶梅》全书，几乎没有任何一对男子之间的关系，其感情强度可以与之相提并论，只有武松待武大差似之。

然而一来武松于武大是亲兄弟，不比春梅于金莲毫无血缘关系；二来武松后来的报仇已经掺杂了很多个人的成分，不再是纯粹的兄弟感情起作用；何况武松弃武大唯一的遗孤于不顾，于情于理都有所未安。

因此，金莲、春梅之间的关系就显得更加特殊。

这种关系虽然在两大版本中都得到同等的表现，但是，正因为绣像本把朋友写成结义兄弟，一再调侃、讽刺这些义结金兰的弟兄对彼此的虚伪冷酷，则女人之间无论是争风吃醋、相互陷害，还是对彼此表现出来的同情与体谅（金莲与春梅、瓶儿与西门大姐、金莲与玉楼、小玉与春梅），也就或者正面烘托，或者反面映衬，从而更加强有力地成为书中男性世界的反照。

在人物刻画方面，绣像本的风格也十分一贯，较词话本更为含蓄和复杂。

潘金莲的形象塑造即是一例。

因为书中自有详写，这里就不赘述了。

又如第九十四回中，做了守备夫人的春梅，在软屏后面看到周守备拷打她的旧情人、西门庆原来的女婿陈敬济，本待要假称姑表姐弟和陈敬济相认，忽然沉吟想了一想，吩咐权把陈敬济放走，以后慢慢再叫他相见不迟。

词话本行文至此，随即向读者解释春梅的动机：西门庆的第四个妾孙雪娥流落在周府中做厨娘，倘若收留了陈敬济，雪娥势必把他们的真实关系道破，传入周守备耳中。

所以只有想法子先撵走孙雪娥，才能把陈敬济招进守备府。

在绣像本里，这段心事直到第九十七回，春梅与敬济终于会面时，才由春梅自己亲口向敬济道出。

叙述者不费一字一句向读者解释而读者自然明白了春梅的用心。

这样的地方，虽然只是细节，却很有代表性，使我们更加清楚地看到词话本喜欢解释与说教的特点。

但是也确实有很多华美的物质细节为词话本所有而绣像本所无。

此外，书中凡有唱曲之处，词话本多存唱词，而绣像本仅仅点出曲牌和歌词的第一句而已。

这自然是对明末说唱文学极感兴趣的学者最觉得不满的地方，而且，很多《金瓶梅》的研究者都觉得这是绣像本写作者不了解这些词曲在小说叙事中的作用，纯粹为了节省篇幅而妄加删削的表现。

我则以为，我们应该想到，虽然对于现代的读者和研究者来说，书中保留全部曲词固然至关重要，但是，对明末的读者来说，这些曲子都是当时广为流传的“通俗歌曲”

，一个浸润于其中的读者只消看到曲牌和第一句曲词，就完全可能提头知尾，那么，如果把全部曲词都存录下来，倒未免有蛇足之嫌了。

而绣像本之不录曲词，从另一方面说，也和它一贯省净含蓄的风格相一致。

谈到绣像本的省净，我们当然可以怀疑书商为了减低出版费用而删削简省，但问题是在看到《金瓶梅》一书的畅销程度之后，扩充增改现有的书稿，称之为真正原本在市场上发行，同样是书商有效的牟利手段。

就连词话本错杂不工的回目对仗，我们都可以争辩乃出自书商或书商雇佣的“陋儒”

之手。

提出这一点来，不是因为我定然相信这种假设，而是希望借此提醒读者，在版本的先后问题上有很多可能性。

也许，《金瓶梅》的作者和写作年代将是一个永远无解的悬案，但在我看来，这丝毫不影响我们欣赏这部奇书本身。

从具体的文本比较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绣像本和词话本的差异。

研究这些差异到底意味着什么，我以为是一件更加有意义，也因为建立在踏实的基础上而更加可能产生实际效果的工作。

如果这本书能够在这方面做出抛砖引玉的工作，就是我最高兴的。

最后还要提到的一点，也是十分重要的一点，是我们应该从《金瓶梅》两个版本的读者接受方面，看出我们对一部文学作品的观点、评判，总是于不知不觉间受到本时代之意识形态大方向的制约；唯有意识到这一制约，才不至于完全被其辖制。

譬如说词话本的发现，恰逢“五四”

时代，人们扬俗抑雅，扬平民而抑贵族，并认为一切之文学，无不源自民间，于是施蛰存氏才会作出这样的论断：“旧本未尝不好，只是与《词话》一比，便觉得处处都是粗枝大叶……鄙俚之处，改得文雅，拖沓之处，改得简净，反而把好处改掉了也。”

[10]文雅、简净本是赞语，这里被用作贬语；鄙俚、拖沓，本是贬语，这里被用作赞语。

前面已经谈到这是典型的“五四”

论调，但问题在于，正是这样的观点，即民间文学是万物之源，才会导致写过一部《中国俗文学史》的郑振铎氏在其评论《金瓶梅词话》的开山之作中认为文雅之绣像本出于鄙俚之词话本。

此语一出，遂成定论，竟至半个多世纪以来，海内外之研究者均无异言。

但假如我们设想张竹坡或其他清朝文人看到词话本，他们是否反而会认为鄙俚拖沓之词话本是文雅简净之原本的大众化和庸俗化？既然1643年（崇祯七年）已经出现了《金瓶梅》改编而成的戏剧（事见明末文人张岱《陶庵梦忆》卷四《不系园》条记载），那么在词话本、绣像本之刊刻年代尚未分明，其原刻本渺不可见的情况下，我们又从何可以断定那时没有由《金瓶梅》改编的说唱文学——一部《金瓶梅词话》？在这里，我不是说张竹坡一定就会那么想，也不是说张竹坡如果那么想，他的观点就一定正确，我只是想指出，我们的很多观点与结论都受制于我们时代的主导意识形态，而某一时代的主导意识形态，到了另一时代未必就行得通。

我们只有心里存了这个念头，才不至完全受制于我们自己的时代局限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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