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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庭审准备（第6页）

一九五六年四月二十五日

《决定》的颁布，使特别军事法庭的工作人员有了审判的法律根据。

但是，在实际的审判过程中，要以什么样的程序来进行审判呢？对于这个问题，法庭的工作人员借鉴了苏联审判日本战犯的程序。

审判程序定下后，工作人员又开始落实证人的证词。

首先需要寻找的是受害最严重地方的证人。

将证人找来后，要求他们说实话，讲出自己见到的受害事实和受害经过，并要指出是日本的哪一支军队在哪一天干的犯罪事实，不能夸大情况，更不能随意乱说。

有的证人来了以后，说起往事，几天都吃不下饭，老是询问工作人员：怎么还不审？枪毙不？见了战犯让打不？不打不枪毙？那不干!那还叫我们来干嘛？

工作人员耐心地为证人解释：判什么刑要由法庭决定，不允许他们在法庭上打人骂人；在法庭上，一切必须以法律为准；这不是报私仇，也不是斗地主，要学会用法律来斗争罪犯。

经过大量的解释工作，需要出庭做证的证人表示：在法庭上，不打战犯也可以，但要做到不骂他们，确是很难做到。

与证人达成协议后，庭审工作人员又开始和证人们研究需要在法庭上说明的证词。

因为这些证人多数没有文化，如果到法庭上由着他们自己说，3天3夜也说不完。

为此，工作人员首先耐心地听他们把事情的经过讲完，再帮助他们抓住重点，为他们重新整理出证词，让他们记住，在开庭时将整个事实口述出来。

解决了证人证词的问题，庭审人员又开始商议关于开庭审判的地址。

最初，工作人员计划把抚顺法庭做为东北的一个审判地点，因为抚顺靠近战犯管理所。

但是，中央方面认为，国际和国内两次对日本战犯的审判，都没有把日本侵略我国东北的罪行突现出来。

因此，决定这次审判的重点是日本对东北全面侵略的战争罪行，所以，中央决定，将审判地点选择在沈阳皇姑区法庭。

基于同一因素，中央又决定，对提起公诉的45名战犯依据其不同类型，分作4案起诉：即武部六藏、古海忠之28人案，铃木启久8人案，城野宏8人案，富永顺太郎1人案。

一切工作安排妥当，贾潜分派各地的工作人员分赴东北和山西，准备开庭。

出庭前送达《起诉书》

1956年5月1日，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张鼎丞签发了《对在日本侵略中国战争期间犯有各种罪行的铃木启久、富永顺太郎、城野宏、武部六藏等45名战争犯罪案起诉决定书》，并批准了东北工作团为4案已定好的起诉书，向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军事法庭提起公诉。

6月3日，特别军事法庭开庭的前5天，抚顺管理所受特别军事法庭委托，向第一批受审的战犯铃木启久等8人送达了最高人民检察院的《起诉书》副本及其日文译本。

《公诉书》副本用事实与法律讲话，以少而精确为原则，列举了最重要的、最关键的、最易认定的、证据确凿的罪行。

这些罪行是根据920人的控诉、266人的检举、836人的证据最终确定的。

接过《起诉书》，被告人赞许地说道：“旧法律规定，起诉书只送法官，中国政府却把它提前送到我们被告人手里，这是从来没听过、没见过的事情，这说明中国审判是正大光明的。”

8名被告人接过《起诉书》，分别在收到签字单上签字，他们神情有些紧张，双手颤抖，有的横竖找不到落笔的地方。

他们浏览《起诉书》，虽然找不见“死刑”

2个字，“严厉惩处”

4个字也并不等于立即处决，但其中却包含有判处死刑的意思。

他们手捧着《起诉书》，字斟句酌地品读所列的罪状，有的每天看4遍、5遍，有的看了8遍。

铃木启久说：“《起诉书》上的被告承认属实与被告供认不讳的表述含义不同，前者承认而不是供认，说明我的认罪态度不如主动那样大大的好。”

管理所的送达人员，重复转达人大常委会的“决定”

，强调：“被告人可以自行辩护，特别军事法庭也可以指定辩护人为他辩护。”

上坂胜等人分别表示：我们的罪行为世界共知，没有辩护余地，只要法庭给予谢罪的机会就满足了。

尽管如此，特别军事法庭还是为犯人们聘请了辩护律师，并在正式的庭审中为被告们做了“有罪辩护”

。

6月9日至19日，最高人民法院特别军事法庭在沈阳对第一批战犯进行了公开审判，分别判处此案的8名被告13年到20年不等的有期徒刑。

6月10日，特别军事法庭在太原开庭公开审理第二批战犯，判决被告人富永顺太郎有期徒刑20年。

6月12日，特别军事法庭在太原开庭公开审理第三批战犯，分别判处8名被告8年到18年不等的有期徒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