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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庭审准备（第3页）

为了协调太原的侦讯工作，东北工作团先后派出赵维之检察员和井助国副主任长驻太原指导工作。

同年3月4日，集训班结束培训，随即乘车奔赴抚顺和太原等地。

顺利完成侦讯工作

1954年3月7日，东北工作团来到抚顺战犯管理所，拉开了侦讯工作的序幕。

工作团来到抚顺战犯管理所后，先是召开了战犯大会，告诉战犯必须如实交待罪行，否则将受到中国人民的严惩。

随后，工作团又按照铃木启久，武部六藏、城野宏和富永顺太郎4个案件分成4个大组。

其中，铃木启久是军队系统，武部六藏是伪满系统，城野宏是山西军政系统，富永顺太郎是特务间谍，他们都在侵华过程中犯下了滔天罪行。

大组下面又分为若干个小组，每个小组由审讯员、书记员和翻译等几名工作人员组成，负责7、8名战犯的侦讯工作。

各个侦讯小组跟自己的侦讯对象，经过几个回合的较量，并非是个个战犯都服服帖帖地接受侦讯。

特别是那些将校级战犯、重点人犯，依然是心怀叵测，等待观望，顽固不化。

即使是来自公安、检察战线上的老同志也都有些棘手，心里都暗暗着急。

面对这个情况，工作团在侦讯工作开展不久，即由负责工作团领导工作的最高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谭政文召集开会。

针对工作团少数同志面对强敌有畏难的情绪，谭政文在讲话中指出对敌人决不能有任何畏难情绪，就像强攻敌人的碉堡，只有勇敢向前，不能犹豫后缩。

他还诙谐地说：“这些年来我在同反革命和犯罪分子，国内外敌人作斗争中，只有一种犯人不好对付，那就是哑巴。

只要犯人开口说话，我就有办法制服他。”

谭检察长的讲话，为整个工作团的同志们指明了方向，使大家大大增强了信心和斗志，准备勇敢地投入到新的战斗中。

为了推动侦讯工作的顺利进行，工作团还采取了一系列克敌制胜的措施。

据当时摸底，在战犯中，非剥削阶级家庭出身的占多数。

根据这一情况，为分化瓦解战犯，孤立上层，打击少数顽固反动的罪犯，工作团决定像土改中发动贫下中农起来揭发斗争恶霸地主那样，对战犯中的下级军官进行动员。

当工作团对战犯侦讯开始时，在尉级以下战犯中又出现了新的反复。

他们惶惶不安，感到深挖罪行的举动非同以往，怕坦白了吃亏，怕留下杀头的证据。

针对这种情况，李甫山主任在动员大会讲话中，反复讲明我党“惩办与宽大相结合”

、“抗拒从严认罪从宽”

的政策精神，打消了他们的顾虑。

接着，工作团又组织罪恶严重、认罪较好、敢于检举的中队长柴田修藏中尉向尉级以下战犯作了认罪检举的典型示范发言。

柴田修藏痛哭流涕，认罪忏悔，一口气讲了4个小时，台下的全体战犯也流着眼泪，不断地喊着：“同感！

同感！”

随后，在绝大多数尉级以下战犯中，立即掀起了交罪检举的高潮。

当然，在侦讯工作中也有不顺利的时候，比如警佐铃木太助以绝食来拒绝工作人员的问话。

为了打击反动分子，并防止发生意外，工作团通过管理所把表现顽固的战犯分子押到各个监号，“以好夹坏”

，严密控制。

同时，还抓住几个战犯典型，公开揭穿他们的罪恶阴谋。

这样，经过一段时间，尉级以下战犯基本上交待清了罪行，他们还写了检举材料，揭发其他战犯的罪行。

经过近两年的时间，工作团协同管理所通力合作，内审外调，终于顺利地完成了对1000多名日本战犯的全部侦讯工作。

根据在押战犯供述的主持犯罪事实或参与犯罪的概述统计，其仅仅是他们执行“三光政策”

血腥记录的一部分。

确定最后起诉名单

1954年末，中国红十字会会长李德全、顾问廖承志应邀访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