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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9章（第3页）

h.魏晋南北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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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谊新书过秦论》

[1]二世不行此术，而重以无道：坏宗庙与民，更始作阿房之宫；繁刑严诛，吏治刻深；赏罚不当，赋敛无度。

天下多事，吏不能纪；百姓困穷，而主不收恤。

然后奸伪并起，而上下相遁；蒙罪者众，刑戮相望于道，而天下苦之。

自群卿以下至于众庶，人怀自危之心，亲处穷苦之实，咸不安其位，故易动也。

是以陈涉不用汤、武之贤，不借公侯之尊，奋臂于大泽，而天下响应者，其民危也。

[2]始皇既没，余威震于殊俗。

然陈涉瓮牖绳枢之子，氓隶之人，而迁徙之徒也；才能不及中人，非有仲尼、墨翟之贤，陶朱、猗顿之富；蹑足行伍之间，而倔起阡陌之中，率疲弊之卒，将数百之众，转而攻秦，斩木为兵，揭竿为旗，天下云集响应，赢粮而景从。

山东豪俊遂并起而亡秦族矣。

孟子：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

墨子：天下兼相爱则治，交相恶则乱。

《吕著中国通史》吕思勉

秦始皇……他的政治实在是抱有一种伟大的理想的。

这亦非他一人所能为，大约是法家所定的政策，而他据以实行的。

政治是不能专凭理想，而要顾及实际的情形的，即不论实际的情形能行与否，亦还要顾到行之之手腕。

秦始皇的政策虽好，行之却似过于急进。

吕思勉：法家之学，不知道国家和社会的区别。

国家和社会，不是一物，国家和社会的利益，只是在一定的限度内是一致的，过此以往，便相冲突。

国家是手段，不是目的。

所以国家的权力，只该扩张到一定的程度，过此以往，便无功而有罪。

法家不知此义，误以为国家的利益，始终和社会是一致的。

社会的利益，彻头彻尾，都可用国家做工具去达到，就有将国权扩张得过大之弊。

秦始皇既并天下之后，还不改变政策，这是秦朝所以灭亡的大原因。

这种错误，不是秦始皇个人的过失，也不是偶然的事实；而是法家之学必至的结果。

（《中国政治思想史十讲（二续）》，原刊《光华大学半月刊》1936年第4卷第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