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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章（第193页）

其时，胡瑞澜正在海宁州、嘉兴府一带，预定十二月初方能回省。

臬司衙门当然也知道此案已遭驳审，只是没有人过问其事。

蒯贺荪在十一月初一，照例随巡抚到文庙拈香，当夜暴疾而亡。

因此便有许多议论，说蒯贺荪职掌一省刑名，论这场冤狱的造成，他要负最大的责任，遽尔毙命，实在是报应。

除此以外，还有许多流言，传布得最广的是，说杨大姐曾经到东岳庙去焚表哭诉，求得一支签，是一首七绝：“荷花开处事方明，春叶春花最有情。

观我观人观自在，金凤先到桂边生。”

有人解释诗意，说官司要到明年春天，始有转机；六月里荷花开处，真相可以大白，八月里必有结果。

又有人说，签诗中隐藏着两个人名，一个很明显，最后那一句，明明道出“桂金”

；另一个比较隐晦，“春叶春花最有情”

，道是春来芳菲满眼，到处可以留情，暗写“春芳”

二字。

此案的凶手，实在是何春芳与桂金姐。

然而任何流言，不及一个真实的消息来得惊人。

这个消息就是爱仁堂的钱老板，因为左右为难，结果一死以求解脱。

杭州的士绅，都为这个消息所震撼了！

因为钱坦这一死，无异证实了传了已久的流言，他确是在刘锡彤的逼迫之下，作了伪证。

钱坦如此，他人又如何？凡是可能作不利于刘锡彤的供词的人证，都有被迫而步钱坦的后尘，走向黄泉路上的危险！

这一案决不能在浙江审了！

杭州的士绅询谋佥同，决定在京里活动，请由刑部提审。

在京里，主持此案的已变成兵部侍郎夏同善。

他兼着弘德殿行走的差使，与翁同龢同为帝师。

当初翁同龢主张驳审，便是由于从他口中获知实情，确有枉曲之故。

所以在浙江的京官们，推他主持其事，顺理成章；而正直热心的夏同善，亦自觉义不容辞，毅然挑起了这副担子。

在刑部，除了翁同龢以外，另外一位左侍郎绍祺亦颇主张正义。

此人籍隶满洲镶黄旗，与翁同龢、夏同善同为咸丰六年丙辰的同年，公义私谊，都没有不支持夏同善的道理。

当然，夏同善亦不会独断独行。

跟同乡京官商量的结果，认为官位较高，以及本身职司刑名或风宪的人，都不宜出面呈控。

因为官位较高，则不免予人以仗势欺人的印象；而刑部官员及御史为此案呈控，更有假公济私之嫌。

最好莫如由清议所归的翰林出来说话。

在京里的浙江翰林，以两个杭州人为首，一个是咸丰十年庚申的状元钟骏声，现任翰林院侍读；一个是国子监司业汪鸣銮，是翁同龢的得意门生。

不过，这两个人列衔，又不是在最前面，领衔的是在籍的一个杭州绅士汪树屏，这样安排，表示呈控出于地方的公意，并非浙江的京官，意图干预浙江的公事。

列衔的一共十八个人，状子递到都察院，详叙种种疑义，认为此案发回浙江复审，绝无结果，唯有解交刑部重新审讯，才能有正确的结果。

这样的诉讼，且不说列名的大部分是雅负清望，为公卿所尊敬的名士，也不必问在都察院内部有无安排，只看案情，便非出奏不可。

都察院的奏折，两宫太后看过，发交军机处核议。

领班的恭王便找了宝鋆来，问他的意见如何。

“刑部提审，我一时倒还想不出有此前例。

此例一开，以后怕要多事了。”

“前例总是有的。”

恭王答说，“我亦主张驳，不过驳得掉、驳不掉要好好研究。

驳下去，再顶上来，事情就难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