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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第26页）

陈潢治河，主顺河之性，因势利导，水性就下，所以应该让它有出路。

至于河患一事，首先要探究的是致患之因，找出病根，然后可以对症发药。

因此靳辅治河，用他的主张，开大海口，使河水宣泄得畅。

但陈潢亦很重视堤防，认为在治标以外，堤防还有一个极大的用处，便是所谓“束水攻沙”

。

黄河挟泥沙以俱下，但泥水的性质不同，河工上人称之为“勤泥懒沙”

，意思是泥会随水不断流动，但沙则本身较重，一遇水流较缓，沙便沉淀不动，河床因而日渐垫高，所以当河水流动，应该有相当大的冲刺力量，将沙攻走，不使河床淤垫。

加强水流的力量，便用得着堤防了，堤防坚固，水势大时能挡得住，自然而然地水流便急了，这就是“束水攻沙”

。

至于平时防治河务，他主张工要核实，料要早备，施工进料，不宜过省，因为“省则速败，所费较所省尤大”

。

凡此原则，都为靳辅所深信不疑，同时亦为圣祖所嘉许，因为这是长治久安之计，不能急功近利。

圣祖于康熙二十三年南巡，方知靳辅有陈潢为助，因而授官。

但靳辅由于主张加大海口，征收民地，甚至民间的祖坟亦须迁移，以致大受两淮京官的攻击，言官交章论劾，牵连及于陈潢。

圣祖为平愤起见，以牺牲陈潢来保全靳辅，因而被逮，解入京师，未及下狱而病殁。

陈潢自然受了委屈，但受委屈更甚的是靳辅，由于兴屯田之故，与在籍绅士的权利相冲突，圣祖因三藩初平，经营河务、漕运，需要江苏士绅的协力，同时因为太皇太后驾崩，最孝顺祖母的圣祖，哀毁过甚，处理这种是非纠缠的大事，精神有所不济，因而以闽浙总督王新命代靳辅而为河道总督。

及至康熙二十八年南巡，命靳辅随行，一路视察河工，河深堤固，采访民意，多称颂靳辅功德，圣祖特命赏还原来的品级，三十一年且复任河道总督。

靳辅其时已抱病在身，但奉旨以后，力疾从公，奏请恢复陈潢原官。

吏部奏覆，陈潢身故免议。

靳辅还想再争时，病势已剧，不久殁于任上。

遗爱在民，哀荣久隆，三十五年允江南士民之请，建立专祠，四十六年追赠太子太保，正四品的骑都尉世职。

至于陈潢，身后虽未复官，但附祀于靳辅专祠，庙食千秋。

生前的议论，为人辑成《河防述言》十二篇，附在靳辅的《治河奏绩书》之后，乾隆年间，奉高宗之命，收入四库全书，无论立功立言，皆已不朽。

显然地，吉云是讽刺丈夫不妨走陈潢的路子，亦足以一展抱负。

但陈潢是遇到可为之时、可为之事、可为之人，方能尽抒平生所学，“三可为”

之中首先要遇到可为之人，放眼当今封疆大吏中，只有三个人可能有为。

一个是两广总督邓廷桢，一个是江南河道总督麟庆，一个是湖广总督林则徐，尤其是林则徐，以词臣起家而久任外官。

大致外官之贤者，亦只求循良，无事为福。

而林则徐在分内之事力求妥帖以外，更能锐意猛进，这一点最为龚定庵所倾倒，私下打算，如果要像陈潢那样，借大府之力以行其志，入林则徐幕府，应该是最理想的。

其时中国的大患是，现银日缺，漏出海外，自道光三年至今，逐年增加，每年漏出银数由一千七八百万两增至三千万两，这些白花花的银子，换来的是什么？是漆黑一团的鸦片。

鸦片输入中国，起于乾隆中叶，英国东印度公司独占印度、孟加拉的鸦片专卖权以后。

嘉庆元年初次禁止吸食鸦片，同时取消海关的鸦片税，于是鸦片走私，日渐猖獗，嘉庆二十一年第一次销毁走私鸦片三千二百箱，大申禁令，阮元当两广总督时，实力奉行禁令，但禁者自禁，贩者自贩，吸者自吸，祸害不可胜言。

到得道光九年，有个御史章沅，第一次将纹银走私出口与鸦片走私进口相提并论，于是舆论谈禁鸦片必及于纹银偷漏，谈银贵钱贱必及于严禁鸦片。

主张禁烟最力的是鸿胪寺卿黄爵滋，此人是江西宜黄人，诗作得很好，亦爱交游，晚上闭门书草奏疏，白天坐车看朋友，饮酒赋诗，意气甚豪，这样的人所草的奏疏，自然慷慨激昂，易于见听，但禁归禁，贩卖吸食鸦片的人却愈来愈多了。

有个太常寺少卿许乃济，是许滇生的胞兄，为人笃实，对于禁烟的看法，不肯人云亦云，随众附和。

他亦赞成禁烟，但重在禁烟的步骤，首先考察鸦片走私之所以猖獗，是因为广东的“十三行”

，以雄厚的财力在经营这项非法的买卖，而从事走私的不仅是所谓莠民，还有广东及其他沿海的官军，甚至缉私艇之中，装载的就是走私的鸦片。

除非先实力整顿官军，禁烟并无成效可言，而整顿官军又谈何容易？

再看吸鸦片的人，下及贩夫走卒，禁令容易生效，但往上看呢？地方绅士已经不易对付，何况还有达官，甚至封疆大吏中亦不乏其人。

在京里，就更难处置了，王公贵亲，亦颇有一榻横陈，吞云吐雾，了无顾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