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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第24页）

“照这样说，傅重庵是师莎罗奔的故智。”

龚定庵说，“他是户部书办，出仕即能办贼，可见未经历练，学问经济，大概都从熟读奏议、政书而来。

足见经世致用之学，还是要讲究。”

“我也是这么想。

即令现在不是好人出头的时候，或许用不着，可是将来总有用得着的时候。”

于是相与纵论三朝用人，高宗如龚定庵诗中所说，“不拘一格降人才”

，诸流竞进，自有权衡，善而能用，恶而能去，舍短取长，人尽其才，除了最后那几年，由于高年健忘之故，受和珅的蒙蔽以外，一切都是他自己做主。

仁宗则保护善类，唯恐不至，衡情论法，细心推求，庙号“睿皇帝”

，名实相副，因此嘉庆朝的循吏最多，在风尘俗吏中，亦常有杰出之士，傅重庵以外，还有拔贡出身的贵州人刘清，在四川由县丞升知县时，政声即为全省之最。

嘉庆元年教匪起事，刘清募乡勇五百人成为劲旅，教匪望影而避。

四川教匪头目叫王三槐，为刘清招抚，而总督勒保奏报大捷，俘获王三槐，解至京师，仁宗亲审，问他缘何造反。

王三槐回答：“官逼民反。”

再问：“莫非四川一省官都不好？”

答说：“只有刘青天一个好人。”

仁宗因而命勒保据实奏保，逐渐升至四川臬司。

嘉庆十年入觐，赐御制诗：“循吏清名遐迩传，蜀民何幸见青天。

诚心到处能和众，本性从来不爱钱。”

可惜，如此循吏，只为不耐官场中的繁文缛节，又困于簿书钱谷，因而告病退休。

仁宗知道他的隐衷，由文改武，以云南藩司，改授山东曹州镇总兵。

这便是仁宗不及高宗之处：如果是高宗，必有不使刘清困扰而能尽其长才的处置，不至于出以由文改武的下策。

至于道光改元，庸暗不明，连“善善而不能用，恶恶而不能去”

都谈不上，因为根本不明善恶。

而且性情跟明思宗很相像，喜用严刑峻法，但以善恶不明之故，每每摧折好人，除寒透了心的英和以外，督抚中有才干、有治绩的，常在最后遭受挫折。

如精敏强识的蒋攸铦，受曹振镛排挤出任两江总督后，嘉庆十年，以处置盐枭黄玉林案，在因病乞假，内召回京途中，突蒙严谴，降为兵部侍郎，以至病殁于旅途之中。

又如那彦成，道光七年办理回疆善后，尽去积弊，赐紫缰、双眼花翎，绘像紫光阁，刊功臣之末。

后来回疆复生叛乱，论者借词攻击那彦成，竟诏斥那彦成误国革职，但十三年病殁于家后，复又追念平教匪功，依尚书例赐恤，并谥文毅。

然则始终肯定了他的毅力，而竟在垂暮之年，予以严谴，岂非欲速其死。

魏默深这些略近愤激的议论，使得原已深为感慨的龚定庵得了一个结论：“高宗善恶并用，操纵由心；仁宗善善必用，微惜恶恶不去；今上则恶者常得出头，善者每遭挫折。

由此可以看世运了。”

有好一阵，龚定庵跟魏默深在一起盘桓，常常是两个人对据一张方桌，一大壶酒，一个“盒子菜”

，以箸代筹，指画山川险要，就清军入关以来的大战役，各抒所见，评论得失，往往谈到深宵方散，还不愿归寝，独坐沉思，心潮起伏，壮志未消，精力渐衰，书空咄咄，心有不甘，满腹自信绝非纸上谈兵的筹边伟略，莫非真是就此埋没，随身入土？

苦闷多日，为吉云看出来，终于忍不住发问：“看你心事重重，何不跟我说一说？”

“今年四十六了，望五之年，还是一名礼部主事，白首为郎，还则罢了；上面还有员外、郎中，什九后辈，岂不难堪？”

“这是世俗之见。”

吉云说道，“不应该出自你的口中。”

“好，这不说。”

龚定庵忽然想问一问，“吉云，你以为我只不过文字胜人而已！

是不是？”

“我倒不是这么看，文章原有义理、辞章之分，精于义理，就能成为经世致用之学。

我看你的几篇杂记，《说京师翠微山》《说昌平州》《说天寿山》《说居庸关》《说张家口》之类，不是普通的游记，光是描写风景，论形势，论建置源流，用兵为政，亦都可参考你的舆地之学，实在是很有用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