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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第22页）

原来魏源自道光二年中举人以后，会试连番不利，也走了他的路子，捐了个内阁中书，在京供职，为的是首善之区，人才荟萃，见闻真切，可有师友之乐、切磋之意。

此人于书无所不窥，但做学问讲究经世致用之学，合清初大儒“二顾”

——顾炎武及著《读史方舆纪要》的顾祖禹于一手，致力于研讨古今成败、国家利病与学术的关系本末。

乾隆朝号称“十大武功”

，开疆拓土，声威之盛，上追汉唐，因而，魏源决定编一部《圣武记》，虽以乾隆兵事为主，而自开国至最近所有战役都有记述，一共分为十四卷：第一卷开创；第二卷藩镇，专记平定三藩；第三卷至第六卷外藩；第七卷土司、苗瑶、回民；第八卷海寇、兵变。

这六卷便是记十大武功。

第九、第十，即是与福康安、毕秋帆有关的三省教匪之乱；第十一至十四卷，是武事余记，以及兵制、兵饷、掌故、考试等等。

魏源对这部书的自期很高，确信为必传之作。

“我有一点材料，或许他有用，请你带给他看。”

阮元又说，“毕秋帆为何误于福文襄，大致亦可以从这里面看出来。”

说着，阮元亲自从书橱里取出两个大本子，封面题明是嘉庆初年论旨汇录，其中许多“廷寄”

，只有军机处才有密档，颇为珍贵。

在未转交魏源以前，龚定庵一夜不睡看完了两大本，其中嘉庆九年的一道上谕说：“从前节次用兵时，领兵官员原无格外犒赏之需，自福康安屡次出师，始开滥赏之端，任性花费，毫无节制，于是地方承办之员，迎合备送，盈万累千，以及银牌绸缎，络绎供支，不过以赏兵为名，亦未必实惠尽逮戎行也。

即如麟德，迎其父柩，地方官致送奠仪，并备赏等银四万余两，外省只知逢迎纨绔乳臭，卑鄙恶习，实出情理之外，竟非人类所有。”

原来福康安是嘉庆元年五月，进剿湘西苗匪时，在乾州附近染了瘴气，泄泻不愈，殁于军中。

高宗那时已是太上皇帝，但仍旧掌握着一切权力，与未禅位前无异，其名谓之训政。

因此，对福康安的一切恤典，亦全照太上皇帝的意思办理，特派固伦额驸丰绅殷德，带同福康安的独子麟德，前往迎灵。

丰绅殷德是和珅之子，尚高宗第十女固伦和孝公主。

他的叔叔，也就是和珅的胞弟和琳，其时以四川总督带兵出川，会剿苗匪。

作为湖广总督的毕沅，不但惹不起福康安，对后辈的和琳，亦不能不另眼相看。

而和琳在乾隆五十四年还只是巡漕御史，五年工夫，当到四川总督，并封伯爵，完全是和珅迎合高宗的旨意，安排他去帮助福康安立功的结果。

这样，和琳对毕沅有何要求，亦就等于福康安亲自提出一样，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

不但福康安生前督师时，“开滥赏之端，任性花费，毫无节制”

，须由毕沅“迎合备送，盈万累千，以及银牌绸缎，络绎供支”

，在福康安既殁，丰绅殷德往湖南迎灵时，亦须先经湖北，一切供应，亦由毕沅在公款中支给，麟德收受奠仪、赏银四万余两，仅只是可以公开出账、有数可稽的小部分而已。

嘉庆十年二月，又有一道上谕：“带兵大员，本不当以一时犒劳私恩，辄立赏号名目，其始如傅恒等，尚系将自有之物，分给士众，迨后群相效尤，又不能出资购办，遂不得不向地方官调取预备，而福康安为尤甚，因而承办军需者，居然视为正项支销，自有赏号名目以后，带兵大员，腊词取索，漫无限制，而地方局员，亦不免以购备为名，浮滥多糜，甚至舞弊营私，交结见好。

及至报销帑项时，又复多方设法，希图掩饰，所有军营赏号一项，必当严行禁止。”

两个月以后，重申前令：“赏罚为军纪之要，随征官兵等，果有奋勉出力者，一经奏闻，无不立沛恩施，带兵大员，何得擅立赏号，用示施恩？是以从前屡次用兵，本无此项，我皇考高宗纯皇帝，曾经屡颁圣训，著之定典，自福康安出师台湾等处，始有自行赏给官兵银两绸缎之事。

尔时借其声势，向各省任意需索，供其支用，假公济私，养家肥己，其后各军营习以为常，带兵大员等，不得不踵行犒赏，而力有不能，辄于军需项下动用支销，以公项作为私用，嗣后设遇办理军需时，不得再立赏需名目。”

这些都是在嘉庆九年秋天，三省剿匪肃清以后，清查湖北滥支军需案时所下的上谕。

在这些只有军机处密档中才有的文件里面，最使得龚定庵惊异的是，湖南苗匪的靖服，是在嘉庆元年十二月宣示“湖苗”

已平，大封有功将帅以后，而真正建大功的人，在他却还是第一次见到名字，既惊且喜亦惭。

然而更有不足之感，因为他只是看到当时两湖的方面大员奏保此人，以及每一次御批对此人的嘉许，究竟功绩如何，不知其详。

当时征七省之兵，集四省督抚，糜千万之饷而未能剿平的湖南苗匪，竟成大功于一人之手，此人当然是异人，龚定庵平生最向往的就是这类人物。

因而将本来还要留下来看几天的嘉庆初年谕论旨汇编，提早送给魏源，为的是要跟他打听这一异人的生平及事功。

“你是邵阳人，已近湘西。

嘉庆初年的凤凰厅同治傅鼐——”

龚定庵忽然问说，“他的号叫什么？”

“重庵。”

“那就称他的号吧，免得跟江宁织造曹家亲戚的傅鼐弄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