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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九章（第2页）

徐树铮便去见小幡，一改对建川有所保留的态度，首先提到康有为在复辟时，由美国公使伴同，由北京抵天津，转乘外国轮船，抵达上海，他要求小幡亦能特别予以这样的援助。

“如果可行，我乐于相助。

只是在我们答复贵国外交部的照会中已声明两点：第一，你们不得干预一切政治；第二，断绝外面交通。

如果我公然陪你到天津，是很明显地违反了自己的诺言。

贵国外交部提出交涉，我们很难解释。”

“这样说，我是绝不能离开贵使馆的了。”

“如果你自己有办法脱离，我们可以装作不知道。”

这是暗示，只要不动用日本官方的力量，日本公使馆不会加以干涉。

徐树铮心想，日本官方的路子走不通，不妨找日本的居留民。

于是想到一个朋友，此人叫加藤定吉，是日本宪政会的代议士，但在中国经商，在东交民巷开了一家专营杂货的加藤洋行。

当即向建川要求，希望能跟加藤作一次会晤。

就在这一次会晤中，商定了办法。

当然，建川的同意是必要的。

“要瞒过城门密探的耳目是绝不可能的，这个办法虽笨，倒值得一试。”

建川在听取了徐树铮的计划以后说，“不过，必须先请示司令官。”

建川要求北京守备队长镰田中佐，亲自到天津向南次郎报告。

南次郎表示，如果出事，司令部决不承认事先知道计划，一切责任要镰田担负。

因为他是“北京守备队”

，有不使日本在北京的机关及侨民发生任何意外的全责。

正当镰田踌躇不定之际，驻屯军司令官的会计部门主管，名叫小野寺的“主计正”

，悄然来访。

他说他是奉了南次郎的密令，特来相助。

但有个条件，如果行藏败露，需要镰田出面，一肩担承，与司令部毫不相干。

这就很明白了，如果这件事做成功，南次郎会记他一功。

这个险是值得冒的，镰田一口答应，又问小野寺如何相助。

“这要看你。”

小野寺答说，“要人给人，要钱给钱。”

“要人。”

镰田用征询的语气说，“能不能请你带一件行李？”

“是怎么样的行李？”

“一只柳条筐。”

小野寺想了一下，毅然同意：“可以。”

于是镰田关照加藤定吉备一只特大号的柳条筐，这是日本特有的行李箱，可分可合，分开来是两个长方形的筐筐，一个尺寸稍大，但筐边稍低，合在另一个筐上，用带子捆紧，即成了一具箱子——这是精于昆腔的徐树铮，从“打棍出箱”

这出戏上得来的灵感。

他藏身其中，由两名日本兵挑着，跟着挂了指挥刀的小野寺，由东交民巷出前门。

前门由段鸿寿派了密探，分班守候稽查。

不管车辆行李，觉得可疑，即须打开来看。

对于日本军人的行李，虽不敢强制检查，却不妨问一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