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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阶级（第4页）

然前此社会的规则，都是根据武力优胜主义制定的，不是根据富力优胜主义制定的。

武力优胜主义，固然也是阶级的偏私，且较富力优胜主义为更恶。

然而人们（一）谁肯放弃其阶级的偏私？（二）即有少数大公无我的人，亦不免为偏见所蔽，视其阶级之利益，即为社会全体的利益；以其阶级的主张，即为社会全体的公道；这是无可如何的事。

所以资本主义的新秩序，把封建社会的旧眼光看起来，是很不入眼的；总想尽力打倒他，把旧秩序回复。

商鞅相秦，“明尊卑爵秩等级。

各以差次名田宅臣妾。

衣服以家次。

有功者显荣，无功者虽富无所纷华。”

（《史记》本传）就是代表这种见解，想把富与贵不一致的情形，逆挽之，使其回复到富与贵相一致的时代的。

然而这如何办得到呢？封建时代，统治者阶级的精神，最紧要的有两种：一是武勇，一是不好利。

惟不好利，故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

惟能武勇，故威武不能屈。

这是其所以能高居民上，维持其治者阶级的地位的原因。

在当时原非幸致。

然而这种精神，也不是从天降，从地出；或者如观念论者所说，在上者教化好，就可以致之的。

人总是随着环境变迁的。

假使人而不能随着环境变迁，则亦不能制驭环境，而为万物之灵了。

在封建主义全盛时，统治阶级因其靠武力得来的地位的优胜，不但衣食无忧，且其生活，总较被治的人为优裕，自然可以不言利。

讲到武勇，则因前此及其当时，他们的生命，是靠体力维持的（取之于自然界者如田猎。

取之于人者，则为战争和掠夺），自能养成其不怕死不怕苦痛的精神。

到武力掠夺，悬为厉禁，被治者的生活，反较治者为优裕；人类维持生活最好的方法，不是靠体力取之于自然界，或夺之于团体之外，而反是靠智力以剥削团体以内的人；则环境大变了。

统治阶级的精神，如何能不随之转变呢？于是滔滔不可挽了。

在当时，中坚阶层的人，因其性之所近，分为两派：近乎文者则为儒，近乎武者则为侠。

古书多以儒侠并称，亦以儒墨并称，可见墨即是侠。

儒和侠，不是孔墨所创造的两种团体，倒是孔墨就社会上固有的两种阶级加以教化，加以改良的。

在孔墨当日，何尝不想把这两个阶级振兴起来，使之成为国家社会的中坚？然而滔滔者终于不可挽了。

儒者只成为“贪饮食，惰作务”

之徒（见《墨子·非儒篇》）。

侠者则成为“盗跖之居民间者”

（《史记·游侠列传》）。

质而言之，儒者都是现在志在衣食，大些则志在富贵的读书人。

侠者则成为现在上海所谓白相人了。

我们不否认，有少数不是这样的人，然而少数总只是少数。

这其原理，因为在生物学上，人，大多数总是中庸的，而特别的好，和特别的坏，同为反常的现象。

所以我们赞成改良制度，使大多数的中人，都可以做好人；不赞成认现社会的制度为天经地义，责成人在现制度之下做好人，陈义虽高，终成梦想。

直到汉代，想维持此等阶级精神，以为国家社会的中坚的，还不乏其人。

试看贾谊《陈政事疏》所说圣人有金城之义，董仲舒对策说食禄之家不该与民争利一段（均见《汉书》本传），便可见其大概。

确实，汉朝亦还有此种人。

如盖宽饶，“刚直高节，志在奉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