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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攻克各种难关（第6页）

，”

此一改革收效很大，农民所得及生活立获改善，这几乎为所有注意中共经济的中外人士所一致同意”

。

这篇社论还说，“自从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改革农村路线后，农村实施责任承包制，农民的收入增加了，生活亦获得了初步的改善，农民的生活是较以往，也较工人、知识阶层的生活有较多的改善”

。

“这是中共给大陆农村带来的巨大变化”

。

《中央日报》刊登“中央社”

的消息说，“中共不放弃四个坚持，任何经济改革措施都是充满矛盾的，不可能达成具体效果”

，该报还转载了两条合众国际社发自北京的消息，说“中共改革经济体制，势将导致通货膨胀”

，“引起政治危机”

。

虽然台湾媒介有些夸大其辞，但大陆在经济改革的同时确实遇到不少困难。

在党中央的正确指导下，大家齐心协力，一一攻克了这些困难。

邓小平正式提出市场经济

1986年的一天，在从北戴河回北京的路上，时任中宣部部长的朱厚泽和田纪云乘坐胡耀邦的专列。

胡耀邦让他们到他房间去。

胡耀邦对田纪云说：“中央两大综合部门，党中央这边是中宣部，国务院那边是国家计委。

中宣部这边问题解决了，应早下决心解决计委的问题。”

到20世纪80年代后期，机械、轻工、电子等加工工业，市场调节几乎占了主导地位。

计划管理部门既不管原料供给，也不管产品销售，企业按合同生产，在市场上采购原料，在市场上销售产品。

但是，在计划和市场的关系方面，理论却落后于实践。

理论的进展为什么会遇到困难呢？因为马列主义的传统理论把计划经济作为社会主义的基本特征。

这样，马列主义的教科书和改革的现实就发生了冲突。

如果放弃教科书的观点就会有政治风险；而如果坚持教科书的观点，改革就不能前进。

所以，改革的理论和实践只能一步一步地试探，只有确信没有“地雷”

才敢前进。

改革每前进一步，都是向马列主义教科书的挑战；改革每前进一步，意味着马列主义教科书的退让。

改革的动作过激，超越了当时能够容忍的政治限度，就会被坚持教科书的人们抓住把柄，改革就得被迫后退。

中国在改革的实践中不断探索，探索的趋向是逐步加大市场调节的份量，减少计划调节的份量。

在计划调节中，又逐步加大指导性计划的比重，减少指令性计划的比重。

既然同意搞商品经济，这样的趋势是必然的逻辑。

看到市场化进展加快，陈云深表忧虑。

1988年，他针对中央搞市场化提出了八点意见。

陈云一开头就说：

在我们这样一个社会主义国家里，学习西方市场经济的办法，看来困难不少。

你们正在摸索，摸索过程中碰到一些问题是难免的还可以继续摸索，并随时总结经验。

在1992年以前，“中国是计划经济”

这一基本原则是一直没有被触动的，只允许在这个大前提下探索计划如何与市场调节相结合。

在理论探讨中，有时向计划倾斜，有时则向市场倾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