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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6部分（第3页）

“

我没法说你是否猜对了我的动机。

也许以后我能向你表明一种更不偏激的态度。

但是我仍然强调这个要求：凡没有经过特定训练获得分析权利的人都不应从事分析工作。

至于这个人是不是医生在我看来并不重要。

“那么你究竟要提出什么明确的建议呢？”

我还没有考虑到那一步，而且是否会考虑到那一步我也还说不准。

我倒想跟你讨论一下另一个问题，并首先触及一个特殊的要点。

据说当权者在医学界的煽动下想要彻底禁止外行从事分析治疗，这样的禁令也会影响到精神分析学会的非医学界会员，而这些会员都接受过出色的训练，并已在实践中大大完善了分析技术。

如果这一禁令付诸实施，我们就会发现自己处于这样一种境地，有一些人被剥夺了从事某种我们有把握相信他们能够完成得很好的活动的权利，而另一些无疑也具有类似把握的人却可以自由从事这同一项活动。

准确说来，这不是法律应该产生的结果。

然而，这一特殊问题既非十分重要，也非难以解决的。

涉及到的只是一小部分人，他们不会受到严重的损害。

他们很可能会移居到德国，在那儿没有法律会阻止他们使自己的能力得到公认。

只要希望使他们摆脱这一禁令，减轻法律的严厉程度，根据一些众所周知的先例那是很容易能做到的。

在奥地利帝国，允许一些臭名昭著的庸医亲手从事某些领域的医疗活动——因为有人相信他们的真实能力——是经常发生的事。

这类人大都是农民行医者，他们的推荐证明似乎往往是由某一位公爵夫人——这种贵妇人曾经多得很——提供的；但是这在城镇居民中根据一种不同的、仅仅是专家的保证也应该可能做到。

这样一条禁令对维也纳的分析训练机构将产生更重大的影响，因为有了这条禁令之后，它就不能接受来自非医学界的训练学员。

这样一来，一项在其他国家被准许自由发展的智力活动又会在我国遭到阻制。

我是最不愿意声称自己有能力对法律和各种规章作出评判的人，但是至少有这样一些情况我看得一清二楚：强调我们的反庸医法并不能使我们更接近如今我们多么向往的德国国情①；把这条法律应用于精神分析的现状不免有点时代错误，因为在该法律付诸实施时精神分析还没有问世，神经性疾病

①这当然是魏玛共和国时期的情况。

的特异本质也还没有被认识到。

现在我要提出一个新的问题。

在我看来，讨论一下这个问题似乎更为重要。

精神分析的实施是否应该普遍受制于官方的干涉？让它自然发展是否更为有利？此时此地我当然不想就这个问题作出决断，但是我想冒昧地在你面前提出这个问题供你考虑。

在我们国家，热衷于禁令早已成为惯例；也就是说，总有人喜欢把别人置于自己的监护之下，喜欢干涉，喜欢禁止，而正如我们都知道的，这种做法并未结出什么特别好的果实。

在我们这个新的奥地利共和国，情况似乎也还没有发生多大变化。

我凭想象认为你在判断我们正在考虑的精神分析问题上要表达一些重要的见解；我并不知道你是否有愿望或有影响去同这种官僚倾向抗争。

不管怎样，我还是愿意向你表达一下我对这一问题的浅见。

在我看来，过多的规章和禁令会损害法律的威信。

我们可以看到，在一些禁令较少的地方，人们总是小心的遵循；而在那些每走一步你都伴随着禁令的地方，人们反倒不知不觉地对此置若罔闻了。

而且，即使有人愿意认为法律和规章并不是本来就具有神圣不可侵犯的性质，认为它们经常含有不合理的成分，并伤害我们的正义感，或者过一段时间之后会伤害我们的正义感，认为从当权者的呆滞僵化来看，常常除了大胆违反以外没有其他纠正这些有弊无利的法律的办法，这也并不意味着这个人就是无政府主义者。

再进一步说，如果一个人渴望保持对法律和规章的尊敬，那么他在制订任何法律和规章之前，都应该首先肯定能够很容易监视它们是被遵守还是被侵犯，否则还是不制订为好。

我在前面所引用的关于医生从事分析治疗的观点，有很多都可以在此重复，因为它们也同样适用于法律正在竭力阻止的外行从事名符其实的分析治疗这一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