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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0部分（第3页）

在他八十高龄时我认识了他，他的谈话仍然富有魅力。

你们很容易猜到我说的是谁①。

是他而不是我提起了精神分析的话题。

①指乔治。

勃兰戴斯（ＧｅｏｒｇＢｒａｎｄｅｓ），著名的丹麦学者（１８４２—１９２７）。

弗洛伊德一直很钦佩他。

１９００年３月弗洛伊德在维也纳听过他的讲演，之后便按妻子的建议，热情地把一本《释梦》送到勃兰戴斯下榻的旅馆，但不知道是否有什么反应。

参见弗利斯（Ｆｌｉｅｓ）信件１３１（弗洛伊德，１９５０ａ）。

琼斯（Ｊｏｎｅｓ）在他写的传纪第三卷（１９５７，第１２０页）中，提到了两人的会见（发生于１９２５年）。

弗洛伊德在１９２７年４月１９日给一个侄子的信（信件２２９，弗洛伊德，１９６０ａ）中，再次描写了那次会晤。

——英译注。

他以非常谦逊的方式把他自己与我作了比较。

“我不过是一个文人，”

他说，“而你却是一个自然科学家和发现者。

然而，有一件事我应该告诉你：我从未对我母亲产生过性的情感。

“

“你完全不必意识到那种情感，”

我回答说，“对于成长中的人来说，它是无意识的情感。”

“哦，你主张的东西原来是这样的呀！”

他宽慰地说，并紧紧握住我的手。

我们继续在一起谈了几个小时，气氛十分和睦。

我后来听说，他在垂暮之年常常很友好地谈到精神分析，并很高兴能够使用“压抑”

这个对他来说挺新鲜的词汇。

B有一句常言说，应该向我们的敌人学习。

我承认在这点上我从未成功过。

但我仍然认为，要是我对精神分析的反对者所提出的一切责难和异议作一番回顾的话，如果我接着指出这些责难和异议犯有不公正和违反逻辑的错误的话——这些谬误很容易就能揭露出来——对你们可能会有所启示。

不过“考虑再三”

后，我对自己说，那样做也许非但不会引起人们的兴趣，反而会显得沉闷和令人苦恼，而这恰恰是我多年来倍加小心防止的局面。

所以，如果我没有继续走这条路，如果我省略了对我们所谓的科学界的反对者进行评价，你们应该原谅我。

而且，这个问题毕竟几乎一直是那样一些人争论的问题，他们囿于无偏见的要求，总是漠视精神分析的经验，故对其进行评价实无必要。

但是我知道，就其他情况而言，你们是绝不会这么轻易就放掉我的。

你们会对我说：“可是，你的最后一个说法对某些人并不适用。

他们并没有回避分析的经验，他们对患者作了分析，很可能也对自己作了分析；他们甚至在一段时期内变成了你的合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