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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1部分（第2页）

在许多实例中，这一类似变得更加突出；在他们的有生之年，他们——即使不是永远也是经常地——受到别人的嘲弄和虐待甚至残酷的处决。

实际上，原始时期的父亲的命运就是如此：他直到被暴力处死之后很久才获得了尊敬。

在基督耶稣这一人物身上，我们也可以看到这一命中注定的结合最引人注目的例子，假如他的确不是神话传说中的人物的话。

神话从关于原始事件的模糊记忆中创造了耶稣。

文化的和个人的超自我的另一个相同点就是前者像后者一样建立起了严厉的理想要求；对这些要求的不服从将产生“良心的恐惧”

（见第１１—１２页）。

在这里我们甚至发现了令人注目的情形，即我们在群体中看到有关的精神过程比在个人中所能看到的精神过程实际上更为我们所熟悉，更容易被意识到。

在个人身上，当出现紧张状态时，只是超自我的进攻性以指责的形式使自己被自我所感觉到；而其真正的要求却保持在无意识的背景中。

如果我们把它们带到意识认识中，我们就会发现它们与流行的文化的超自我的戒律是一致的。

在这点上，群体的文化发展和个人的文化发展这两个过程可以说是永远相互联结的。

因为这一缘故，超自我的一些表现和特性在文化集体的行为中要比在分散的个人行为中更容易被发现。

文化的超自我已经形成了它的理想并且建立了它的要求。

在后者中间，以伦理学为名，组成了处理人们相互间关系的要求。

人们总是给予伦理学以最高的评价，好像他们希望尤其是它会产生极其重要的结果。

实际上，它探讨的是在每一个文明中都可以很容易地认识到的人类的最痛苦的处境。

因而伦理学也被看作是一种治疗的尝试——它试图通过超自我的命令取得到目前为止还没有被其他文化活动所取得的成绩。

我们已经知道，摆在我们面前的问题是如何摆脱文明的最大障碍——即人类互相间进攻的气质上的倾向；正因为这个缘故，我们才尤其关心可能是超自我的最新的文化要求，即爱邻犹爱己的训戒。

我们在对神经病的研究和治疗中，倾向于从两个方面来责备病人的超自我。

在它的严厉的要求和禁律中，它很少考虑自我的幸福，因为它首先没有充分地估计本我在反对服从这些要求和戒律方面的本能的力量；其次，没有充分地估计现实的外部环境所造成的困难。

因此，为了治疗的目的，我们常常必须反对病人的超自我，并且试图降低它的要求。

准确地说，我们也可以同样反对文化的超自我的伦理要求。

它也没有充分地考虑到人类的精神构造的实际情况。

它发布了命令，却不问人们是否能服从它。

相反，它设想一个人的自我从心理的角度来看是能够办到要求它做的任何事情的，他的自我能无限地控制他的本我。

这种设想是错误的，即使在正常人那里，他的本我也只能在一定的范围内受到控制。

如果对一个人要求过多，在他身上就会产生一种反抗心理，或是引起神经病，这将会使他感到不愉快。

“爱邻犹爱己”

这一训戒是对人类进攻性的最强有力的防备，并且是文化超自我的非心理学行为的一个出色例子。

这一训戒是不可能实现的；如此庞大的爱的膨胀只能降低其价值，而不能摆脱人类相互进攻的困境。

文明对此置若罔闻；它只是告诫我们，这一训诫越是难以服从，它就越值得去服从。

但是在今天的文明中，凡是遵循这个训戒的人与漠视这个训戒的人相比，只能使自己处于不利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