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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0章 未来（第2页）

。

而在随后的八年间，陈默然更是不遗余力地四处宣讲所谓的“民族美德”

和“儒家哲学”

，从“格致诚正修齐治平”

到“智仁勇”

，从“礼义廉耻”

到“忠孝仁爱信义和平”

，几乎涵概了儒家思想的全部内容。

六年前，因疆省缠回拒绝禁止儿童读经，从而引发叛乱，在签署推平回教寺院的命令之后，陈默然更是在对帝国中央政治学校学生所作的演说《人格与民族》中，即已提出除了“亲爱精诚”

四字以外，尚要加上“礼义廉耻”

方能“挽救堕落的民德和人心”

、“改造民族的素质”

、“确定我们民族的根本”

。

他又发表《复兴民族之根本要务-教养卫之要义》，说明“礼义廉耻”

的重要，谓唯有教育和“礼义廉耻”

才是复兴的唯一工具，他又从古人所谓“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

引申出“四维既张，国乃复兴”

的结论。

随后，其再次前往山东曲阜朝圣，并在朝圣期间，称山东曲阜为“中国的耶路撒冷”

，同时宣布“从即曰起，将儒教确立为中华帝国国教！”

。

而在国教确立的同时，在全国大修孔庙，尤其是回教地区，回教地区的孔庙更是修建于回寺的原址上，这直接引发了长达四年的叛乱，最终叛乱在近卫军强力镇压下被平息，而相应的在那个过程中“国教”

在“异端”

冲击下得到了民众的普通承认，甚至就在华元货币的背面都书写着“我们信仰会儒教”

。

在外人的眼中，无论是尊儒敬孔亦或是确立国教，都是出于维持民族传统、恢复民族素质为出发点，可是在廖仲恺和共和派的眼中，尊儒敬孔、确立国教，却是为了他的一已私利——为了维持其统治，毕竟千百年来维护中国皇权的，正是儒家精神。

儒教信奉的最高神，是天。

“天者，理也；神者，妙万物而为言者也；帝者，以主宰事而名。”

儒者们认为，上帝给人类指派了君和师，让他们来教化、治理上帝的子民。

“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师，惟曰其助上帝，宠之四方。”

或许在某种程度上，陈默然更推崇西方的科学，但因为其皇帝的身份，其却对儒家的治国之道非常推崇，因为这对他自己的统治有利。

不过作为儒家政治传承的一大载体，科举制却是在其不开“恩科”

的前提下，不废而废除的，但他的统治需要儒家的支持，而儒家若要继续作统治术，离不开科举制。

可在另一方面，他却通过“转学为教”

的方式改变传统儒家，通过授于杰出人士为“儒士”

的方式维系传统儒教与社会的衔结。

尽管不否认“儒士”

对于中国传统的维护，使得中国在这场千年未有的剧变中，得以保全社会传统，但是在廖仲恺看来，他这么做的根本目的却是维持他的统治，而此时看着这个“国民军事化”

的推行，廖仲恺的心中却涌起一阵忧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