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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9章（第1页）

五、更重要的是，张鸣教授还联系新中国教育制度的演变，把对这个问题最尖锐也最深刻的思考展现出来。

张鸣说：后来的民国政府，考试作为一权独立出来，表明国人已经注意到了这个传统资源的重要性，而且，学校不再和选官考试捆绑在一起。

应该说，民国的教育，比较成功地将教育和选官分离开了。

可是，新中国建立以后，在计划体制下，科举居然以一种非常特殊的形式复活了。

不仅科举复活，而且当年的科举制度下选官和学校制度不分的老病再次复发。

新中国的高考，怎么看都像是科举的变种，不仅形式像，而且考试内容也充斥了八股味道。

凡是高考及第者，一律转户口、粮食关系，毕业就是&ldo;国家干部&rdo;‐好像是23级？

所有这些都显示出张教授的丰富学识和思想的敏锐性和深刻洞察力。

我谈一点张鸣教授的研究风格。

我们知道，在研究的道路上，一个初学者是谈不上风格的，即便许多研究有年、术业有专攻的学者，在已成制式的学术生产链上，尽管不断有作品产出，但也很难说有什么自己的特色。

我以为这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学术生产链对学术产品事实上存在的那种同一化、制式化的产品要求，限制了学者自主性及其个性风格的发展；再一个就是学者本身素养、眼界的问题。

我们往往屈从于学术机器的要求，久而久之，思维呆滞，语言干瘪，一下笔就是教科书式的论述，无非是&ldo;三个原因&rdo;、&ldo;五个要素&rdo;等等，现在还把这一套往我们的下一代传播，真是为害不浅。

它的结果是什么呢？就是写出的东西只在小圈子里看，专业外的读者豪无兴趣，说得严重一点，甚至有点自娱自乐的味道。

张鸣教授是严肃的学者，又是一个优秀的史学随笔作者，他的所有论述，都有坚实的史料基础，他把淹没在史海的史实打捞出来，靠的是什么，就是一个杰出学者独到的历史眼光。

他特别注意到那些被掩蔽在大叙述、大规律下的历史细节，可又都是历史的关键之点，经他的剖析，用生动酣畅的文字给予点化，给我们读者以启示。

我记得马克&iddot;布洛赫说过，理解现实生活的能力可以帮助我们理解历史的现象，而理解历史的现象又能帮助我们理解现实。

张鸣教授从小在北大荒成长，经历了从&ldo;文革&rdo;到改革开放的历史过程，对社会、对人和人性有很敏锐的观察，这些和历史结合起来，就有一种高度。

没有丰富的人生阅历，没有对历史和现实的联系性的深刻体会，没有很好的文字功底，是写不出像张鸣教授这样优秀的、发人深省的历史随笔的。

所以听张教授的报告，读张教授的文字，我们能得到一种启示，一种思想和智力的增长，而从中获得一种智慧的喜悦。

我对张教授报告中有关新中国教育制度和科举选官制度的联系，有一点补充。

张教授在报告中说：科举的复活，是以一种扭曲的形式嫁接在我们的制度上，科举中最陈腐和选官的内容，被绝然安在了高等教育体制上，而选官制度却跟科举没有了关系。

传统就是这样以错位的方式被继承了下来。

我想，这在政策设计时可能是不自觉的，也就是说，在设计时并不一定考虑要从科举制那儿吸取养分，我觉得还是较多从革命根据地的传统而来，或从苏联经验而来的，例如在革命根据地时期，就把高小毕业生纳入干部体系，所有各类根据地学校的毕业生都统由组织分配，而在学校的体制内，又都是行政部门的权威大大超过教师和教学部门，这样的传统在建国后被继承了下来，成为学校的基本管理模式，大中专学生也成为我们干部的重要来源之一。

2006年12月7日下午在南京大学科技馆点评张鸣教授论文的发言。

对周晓虹&ldo;中国农业集体化的动力&rdo;论文的评述

最近二十多年以来，中外学者对中国50年代农业合作化问题、人民公社问题有许多研究，这些研究，依我看有几类：

第一类最常见，就是对党和国家有关叙述的再阐释，依据政府的一些官方权威叙述进行论述。

基本主题是：当年的行动举措是必要的，运动的不足之处在于过急、过快。

基本上，这类研究只是一种政策阐释。

第二类，运用社会学、人类学的概念，以田野调查入手，对发生的事件、过程作细部研究。

这类研究有重要贡献，提供了在一个同质化的社会里表现出的丰富、复杂的差异性。

如果有什么不足的话，是对整体的把握有缺陷，还有就是对建构理论过于热心，有学者批评，叫做&ldo;一村一理论&rdo;。

第三类是某些研究眼下三农问题的学者，出于某种现实关怀，带着某种理论预设的眼光，对当年这些事件之合理性进行新叙述。

常见的看法是：集体化、公社化是中国工业化过程中的必然产物，有其内在铁的逻辑，合作体制实现了国家获取资料的利益最大化，等等。

第四类不常见，就是运用社会学的概念、框架，再加以历史学的考察，以原始资料和田野调查中获得的信息，通过对局部地区的剖析，就重大的事件提出自己的解释，所谓&ldo;小中见大&rdo;、&ldo;大中有小&rdo;。

我认为周晓虹教授的论文就是这第四类研究中一个非常成功的范例。

这和周教授的知识构成有重要关系，因为他的博士专业是中国近现代史，他不仅有社会学理论的背景，还有丰富的历史学资源，这就使他的研究更加深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