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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8章（第1页）

王鼎钧书中有三个章节专写他所遇到的特务：&ldo;匪谍是如何做成的？&rdo;&ldo;特务的隐性骚扰&rdo;，&ldo;与特务共舞&rdo;‐特务&ldo;瞻之在前，忽矣在后&rdo;，如影相随，横跨了王鼎钧在台的整整三十年。

在这种社会氛围下，知识分子做特务似乎也没有什么不好意思。

王鼎钧说，那时官场盛传&ldo;识时务者为俊杰，时务有三，党务、洋务、特务&rdo;。

书中有一段写得非常生动，几个朋友久别重逢，大家互道问候：&ldo;混得不错啊，你通了特务啦！

&rdo;看了谁神清气爽，春风得意，第一个念头就是此人已做了特务。

王鼎钧说，在他看来，50‐70年代的台湾，知识分子做特务的比例很高，甚至几个人中就有一个是特务（卧底）。

据王鼎钧说，不少作家都做特务（王书：306页），甚至是老作家，也做了党国的&ldo;卧底&rdo;，他自己就多次遇到来打探他个人消息的老作家，转眼就去向特务部门汇报去了。

类似的情况大陆也存在，只是表现形式不同，大陆更强调该工作的革命意识形态意义。

大陆学者章诒和前几年撰文，披露著名翻译家冯亦代如何以&ldo;为革命&rdo;，&ldo;做好党的驯服工具&rdo;来说服自己，克服了心理障碍，主动积极地在她家做&ldo;卧底&rdo;的。

在经历多次政治运动洗礼后，冯亦代已有了全新的人生观和世界观，为了提高自己的职业素质，他还专门买了苏联的《一个肃反工作者的手记》和有关介绍&ldo;契卡&rdo;（全俄肃反委员会）历史的书籍。

他说：&ldo;以前的生命只是行尸走肉而已，今天我已经消除了那种腐朽的感伤的情绪，我觉得我在保卫党的工作中，我的生命日益丰富起来。

&rdo;（冯亦代：《悔余日录》，1960年8月3日，256页）他自认为&ldo;是在第一线作战&rdo;（冯书：288页）的&ldo;一个保卫工作者&rdo;（冯书：258页），于是，心中&ldo;也就释然了&rdo;（冯书：335页）。

冯亦代以&ldo;好友&rdo;的身份定期到已被打成&ldo;大右派&rdo;的章伯钧家聊天、喝茶、吃饭，然后再向有关方面汇报章伯钧在家中的言行。

对于当年的行为，冯在晚年有很深的悔悟，在他的《悔余日录》一书中将此隐私公之于众。

谁是特务，都是慢慢发现的，也有弄错的时候。

王鼎钧写道：有一位作家问我，你看台湾的前途怎么样？咱们的反共文学这样写下去，到底是活路还是绝路？这种问题只有一个标准答案，怎么明知故问。

莫非他是一个特务，打算&ldo;引蛇出洞&rdo;？后来冷战结束，两岸交流，那位作家向我抱怨，你为什么劝我写反共文学？现在共产党要来了！

我思来想去，你大概是个特务。

（王书：307页）

无独有偶，许倬云先生也提到他在台期间被特务检举和骚扰，由于他与蒋经国有工作上的接触，蒋经国说了一句话：我对他了解，他不是你们说的那样。

这才使许先生被解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