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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章（第1页）

毛泽东所言的&ldo;马克思主义中国化&rdo;，是指将马列主义置于中国的特殊语境中，以一种灵活的政治现实主义的态度对其进行解释、延伸与创新，将其灵活地与中国本土资源、苏共组织架构相融合后所创造出的革命意识形态。

毛泽东这一概念的提出，有助于中共摆脱苏俄革命经验的束缚，标志着毛建构了自己的理论体系，从而迈出通向&ldo;君师合一&rdo;型领袖的关键一步。

1937年，中共以延安为中心再建红色政权，经过数年经营，至40年代初，延安已成为一个高度组织化的社会。

在这个高度组织化的社会中，中共的干部居于中心地位。

中共干部的来源主要有两个：一个是经历过1937年前与国民党武装斗争的&ldo;老干部&rdo;，另一个是1937年后从各地投奔延安的知识青年。

对中共而言，意识形态是其生存与发展的重要支柱，对新参加革命的知识青年自然要进行必要的意识形态培训，而培训的场所就是中共创办的各类学校。

为了培训干部，中共在延安创办了大量学校，计有：马列学院、中央党校、陕北公学、中国女子大学、泽东青年干部学校等。

这类学校的职能不是简单地传授知识，而是对入学的干部进行意识形态思想训练。

通过学习，让他们充分领会、掌握中共的各种理念与政策，并熟练地运用于现实斗争中。

思想训练还有一个目的，即实现中共党内的思想统一。

中共意识形态以马列主义为思想圭臬，故而从苏联学习返国的王明、博古等&ldo;理论家&rdo;能在党内呼风唤雨。

但随着王明等人的错误被全党逐步认识，以及毛在中共党内政治地位的上升，毛开始积极谋求用中国化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彻底改造中共，将全党的思想统一于&ldo;马克思主义中国化&rdo;的大旗下。

在延安整风运动中成立的各级学习委员会的职能之一，便是通过系统地指导广大党员学习毛泽东著作、讲话、党内文件等方式，在改造自我意识的基础上统一思想，对于可能出现的异端思想，则一露苗头就坚决给予反击，凋谢在《野百合花》中的王实味就是一个鲜明的前车之鉴。

思想训练另一个目的是将左翼知识分子、五四&ldo;爱国&rdo;与个性解放的关系理清。

1919年的&ldo;五四运动&rdo;是型塑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分水岭。

在&ldo;五四运动&rdo;前的&ldo;新文化运动&rdo;中，陈独秀、胡适、李大钊等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在对中国传统文化严厉批判的基础上，大力宣扬个性解放与个人权利，力图以个性意识的萌发冲击中国传统的家国观念，进而全面颠覆中国传统价值观和与之一体的政治制度。

但在&ldo;五四运动&rdo;前后，在爱国情绪高涨的情况下，知识界却出现了重大分化。

分化的关键点在于对中国社会转型的路径设计上。

以胡适为代表的自由主义者仍坚持原先点滴改良社会的主张，希望通过对社会问题的逐个解决，最终实现社会的整体转型；而在以李大钊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信仰者看来，个性解放不足于解决中国的诸多问题，唯有通过彻底的、系统的社会综合改造工程，才能毕其功于一役，一揽子解决个人、社会与国家的问题，而马克思主义正提供了这样一种为人类伟大的自我改造工程整体解决的方案。

长久以来，寻求一个根本解决的路径正是中国部分激进知识分子所寻求的，而十月革命一声炮响传来的俄式马克思主义，恰恰勾勒出一条由现实至未来彼岸的康庄大道，即发动、组织社会底层的民众，以暴力革命颠覆旧社会，并在此基础上重建人间天堂。

马克思主义不仅在路径设计上有巨大的吸引力，在终极目标上，共产主义也与中国传统的&ldo;大同&rdo;图景有同构之处，由此，马克思主义成为20年代后期兴起的左翼知识分子的集体信仰。

在这项社会综合改造工程中，&ldo;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解放自己&rdo;已预示了个人价值将被置于集体利益之下。

而当个人与集体发生冲突时，集体高于个人就成为不证自明的真理，这种集体至上的倾向又暗合了中国传统哲学轻个人、重集体的价值观，于是，&ldo;新文化运动&rdo;所追求的个性解放、个人自由，在20年代后建构民族新国家的进程中很自然发生了蜕变。

除了统一思想外，农民的组织化也是中共革命成功的重要经验之一。

1927年后，作为&ldo;现代农民革命战争&rdo;主体的农民，成为中共武装的主要来源。

早在中共革命草创初期，毛泽东便有意识地将经过组织的农民纳入中共体制框架内。

毛认为只要把农民组织起来，对其进行必要的思想训练，使他们掌握一些马列的基本概念，即可启发农民的觉悟，实现农民党员思想的布尔什维克化。

经过毛泽东的精心整合，原先处于分散状态的社会底层被凝聚在中共的组织体系中，这样，中共组织的生态构成发生了重大改变，农民党员逐渐在中共党内占据压倒性多数，&ldo;农民性&rdo;的色彩也因此日益彰显。

1937‐1947年的延安十年，中共实现了从俄式党向中国党的转型。

通过整风运动，毛的党领袖的地位不仅得到了巩固，而且成为中共党内唯一的理论指导者。

毛的思想、理论也上升至党的意识形态。

1945年的中共七大将&ldo;毛泽东思想&rdo;写入党章，与&ldo;马列主义&rdo;并列为中共的指导思想。

1949年后，中共将延安时期的革命经验与苏联体制相糅合，创建了全新的国家形态。

从这个角度而言，延安可以说是1949年后中国的母体，延安经验对中共的意义自然不言而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