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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09章（第1页）

[下面谈的是1987年12月关于选摘日记出版成书的争论。

］要是我没记错的话，哈丽特觉得犹太色彩浓厚的施特劳斯与法勒（stra≈farrar）公司会出版我这本书，肖恩先生……当时是这家公司的顾问。

但是施特劳斯与法勒公司拒绝了我的手稿，他们（在给哈丽特的一封信中）给出的理由是认为我的作品里有些&ldo;德国人的东西&rdo;。

我从来都不是一个排犹主义者，不过我必须承认，这次的事件让我差不多变成反犹人士了。

二战期间伯林在大使馆任职时，我们都对纳粹不抱任何幻想，一直在跟他们周旋，一些人非常辛苦，筋疲力尽。

为什么法勒公司认为我应该以散文表达自己对纳粹的恐惧呢？我不是媒体职员，而是美国政府官员。

我写这些东西寄给谁看？给政府？怎么给？通过我在大使馆里的上级？他们会以为我疯了。

他们和我一样清楚纳粹是什么东西，我们的政府也清楚。

谁还需要被警醒呢？这样做对我有什么好处？这个时代的评论家们对40年代驻外事务处的工作和生活缺乏认识，他们的想法真是莫名其妙。

●2月16日

今天是我八十五岁的生日。

昨天去了纽约，就是为了跟亚瑟&iddot;施莱辛格一起高高兴兴地吃个午饭。

没有压力，没有觉得特别疲惫……但是我感到精力耗尽，一无所成。

我翻看过去几天写的两篇草稿，感觉词不达意，必须重写，时间很紧迫。

我一生中第一次产生这样的想法：如果我就是写不出来了怎么办？我的才思全部耗尽了怎么办？果真如此怎么办？怎么把这种境况告知他人？我要说，我此刻并非如你们所期待的那样，我必须走自己的路：不查邮件，不接电话，不参与周围的生活，不参加社交活动。

可以这样吗？一定要这样吗？

●4月3日，华盛顿

考虑到华盛顿政府正在换届，以及我的表态可能对新政府产生影响，我尽量让自己的话听起来顺当一些。

毕竟，这是一个关键时期，白宫内外新任命了许多有头脑的人，戈尔巴乔夫先生单边削减常规武器产生的轰动效应也余波未了。

我想如果现在不说些什么，等新人踏上了错误的道路，我就永远不会知道我想说却没说出口的话是否会对他们产生影响了。

所以我接受了《麦克尼尔-莱勒》（eill-lehrer）节目的两次访谈邀约，为《纽约时代周刊》写了一篇文章，还在别处发表了一篇关于德国的文章。

我希望接受邀请，于4月4日‐‐也就是明天，在参议院外交委员会关于苏美关系未来走向的一系列听证会上率先发言。

以上种种，再加上即将面世的旅行日记[43]，让情况更加复杂了。

尤其是几天前《大西洋月刊》登载了其中一些选段，我后悔做了这件事，但是也没法阻止了。

听证会将在明天上午举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