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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部分（第1页）

工程领导小组任命北京大学重离子物理研究所副所长，多年从事AMS工作的郭之虞教授担任该专题组组长，并全权负责AMS14C测年事宜。

从1996年初开始，夏商周断代工程AMS测年专题组进行了大量的文献调研，并召开了多次方案讨论会。

1996年5月下旬，专题组成员、青年核物理学家鲁向阳副教授在参加第七次AMS国际会议期间，曾与世界上各AMS实验室的专家就设备技术升级改造问题进行探讨，并向他们了解对当时两种流行的商品化离子源的评价。

1996年11月，专题组组长郭之虞与专题组成员、年轻的学者汪建军两人赴美国进行考察，访问了几家处于世界先进地位的AMS实验室，与美国专家深入讨论了有关技术问题，并访问了美国国家静电公司（NEC），考察了其商品化的AMS专用离子源。

当时正在澳大利亚国立大学访问工作的专题组成员、青年学者刘克新副教授，也及时将他在该处调试与使用NEC离子源的情况与经验反馈回国。

在此基础上，专题组经过与国外两家商业公司直接谈判，并综合考虑到价格等因素，最后确定了购置设备、仪器的整体方案。

从1997年4月开始，AMS专题组开始购置和安装新的设备，到1998年3月，设备安装基本结束，开始全系统联调，对不够理想的部位进一步改造和完善。

1998年12月初，夏商周断代工程向AMS专题组提供4种样品进行盲检（检测者事先不知道样品的出土地点和年代），测定结果与中国社科院考古所、北京大学考古系等两个常规14C实验室所得到的年代值在允许误差范围内基本一致。

稍后，专题组还选出7个样品，送往世界同行中颇负盛名的加拿大多伦多大学加速器质谱学实验室测量，以和北大AMS的结果作比对参考。

再后来，AMS专题组对国际原子能机构（IAEA）提供的标准样品进行了比对测量，前后两期比对的结果均显示了良好的一致性。

与此同时，AMS专题组有计划地对一些样品安排了复测，以检验测量结果的可靠性，并对一些考古学家有疑问的数据也安排了复测。

通过一系列盲检、复测和比对，结果表明，北京大学加速器质谱仪的测量结果有较高的可信度，所给出的年代数据与真值的偏差，一般不会超过2a的范围（95％置信区间）。

鉴于以上取得的可行性效果，北京大学AMS专题组开始对夏商周断代工程提供的批量样品进行测定，并在测量过程中继续深入地进行14C测年方法的研究，以使测量质量不断得到改善和提高。

第四章　夏代纪年的推算（5）

自AMS专题组正式为“工程”

提供的样品进行检测后，得到了北京大学校领导和重离子物理研究所的高度重视与支持，先后有26名学者分别承担了物理、机械、真空、电子、计算机等不同专业的工作。

需要特别提及的是，AMS测年设备，不像一般人想的那样是几台电脑和几根试管构成的，其设备的总重量达几千吨，需要3000多平方米的空间（约半个足球场）才能合理摆放，否则无法进行正常工作。

在设备改造期间，专题组人员四处采购部件，运回后自己动手安装，当安装最大部件时，正处于夏天的酷暑时期，青年学者鲁向阳等顾不得斯文，光着汗淋淋的膀子，和其他学者们一道喊着号子来回搬运。

1998年初，加速器质谱计的设备改造接近尾声，调试工作和方法学研究即将开始。

这是一项繁重而艰巨的任务，谁来担此重任？郭之虞首先想到了刘克新副教授。

他是著名核物理学家陈佳洱指导培养的博士研究生，曾在建造北京大学加速器质谱仪的第一期工程中立下汗马功劳，在AMS调试上有丰富的经验。

但此时他正在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做访问学者，且因工作出色外国老板希望他能延期回国。

这样的机会不易多得，但郭之虞还是狠下心发出了要求他按期回国的信息。

刘克新得知国内情况后，立即放弃了国外的优越条件，毅然奉召回国，并随即投入到夏商周断代工程中。

北京大学加速器质谱计在成功地改进之后，14C测量精度已由原来的1％一2％提高到0．4％一0．5％，测年误差在32—40年之间。

就批量样品的测量而言，所测样品超过工程指定的250个，并达到了国际先进水平。

在其他方面也完全达到或超过了工程预期的效果。

AMS法专题组，对考古人员提供的木炭或骨制样品，陆序进行测定。

当14C年代值测出后，由对系列样品树轮校正法和贝叶斯统计学作过深入研究的青年学者马宏骥，进行树轮曲线校正和计算，最后通过拟合换算出一个误差较小的日历年代。

关于河南龙山文化晚期分为三段：

第一段　以王城岗一期、煤山一期为代表；

第二段　以王城岗二、三期，瓦店一、二期，煤山二期为代表；

第三段　以王城岗四、五期，瓦店三期为代表。

经过对王城岗遗址的系列含碳样品进行AMS14C年代测定并拟合，得出下列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