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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部分（第1页）

面对如此错综复杂，但看上去各家又能自圆其说的古史系统，自春秋战国时代就有学者产生了疑古思想，不过那个时候只是一种疑古思想的萌芽阶段，并未形成对伪书、伪说考辨的气候。

真正形成气候则是秦汉之后的事情。

公元前221年，秦王赢政尽灭六国，定天下为一统后，围绕一场关于实行郡县制还是分封制的争论，在丞相李斯的鼓动和蛊惑下，产生了历史上著名的“焚书坑儒”

事件。

关于焚书之事，秦王朝明令规定，“非秦记皆烧之，非博士官所职，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悉诣守、尉杂烧之。

有敢偶语《诗》、《书》者弃市”

。

不难想见，这次全国性的大规模焚书，对先秦典籍无疑是一次空前的浩劫，各国史书损失尤为惨重。

正如司马迁所言：“周道废，秦拨去古文，焚灭《诗》、《书》，故明堂石室金匮玉版图籍散乱。”

但是，由于《诗》、《书》及诸子书“多藏人家”

，则远没有被烧绝，故而到了西汉初年，“时有失而复见者”

，重新被发现的古文经共有十种，如《周易》、《尚书》、《毛诗》、《礼记》等。

古文经的不断发现，引发了旷日持久的今古文之争，这场学术之争，导致了后世大量伪书的出现，并直接影响着辨伪学的发展。

自20世纪20年代始，中国学术界升起了一股疑古风潮，在这股泥沙俱下的狂潮中，一个“古史辨派”

也随之滋生发展起来，这一派别打着怀疑一切，打倒一切，对历史进行一次总清算的大旗，一时间甚嚣尘上，几站占了学术界的统治地位。

按古史辨派对古史的清算结果，中国历史上的三皇五帝、夏、商、西周三代根本不再是可信的历史，而只是一种传说或神话。

号称具有5000年文明史的中华民族，其历史骤然被缩短了一半，流风所及，遍及海内外。

极端疑古派所造成的影响，使许多国内外华人丧失了对古籍和传统古史的信心，对中国文明从兴起到繁荣的夏商周三代产生了怀疑。

此后的部分学者虽没有完全否认三皇五帝和夏、商、西周的存在，却断定“夏代是传说时代”

，并武断地认为“夏代不会有多么高的文化，有的只是一点口头传下来的史影罢了”

。

历代相传的古籍文献如《尚书》、《左传》、《春秋》，特别是司马迁的《史记》所记载的史实，到底全是传说还是确实存在过的历史，在学术界思想陷入迷茫与混乱的时刻，一批博学鸿儒处变不惊，对中国古文明的探索仍怀有满腔热情和足够的信心。

他们以“与其打倒什么，不如建立什么”

为学术思想指导，从狂热的论争和迷茫混乱的思想态势中悄然走出，转而以科学的理念求助于刚刚诞生的中国考古学，以求得对中国古史的认知。

1925年9月，作为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四大导师之一的王国维，发表了在学术界著名的题为《古史新证》的演讲：“吾辈生于今日，幸于纸上材料之外，更得地下之新材料。

由此种种材料，我辈因得据以补正纸上之材料，亦得证明古书之某部分全为实录，即百家不雅驯之言，亦无不表示一面之事实。

此二重证据法，惟在今始得为之。”

正是凭借这一学术指导思想，以罗振玉、王国维为代表的部分学者独辟蹊径，通过对1899年开始在安阳发现的甲骨文的研究破译，以铁的事实否定了极端疑古派的结论，在完成了中国传统学术向现代学术转型的同时，也轰然撞开了历史典籍中记载的遥远而神秘的殷商王朝的大门，从而为中国史学的研究开辟了一个新的纪元。

第二章　在新世纪的光照里（2）

甲骨文是刻在龟甲和兽骨上的一种古文字，它们的作用就像远古的先民们“结绳记事”

一样是一种“记录文字”

。

当这些龟甲和兽骨上的文字未被认出之前，它只是被当作不值钱的药材出现在药店。

而一旦这些古文字被确认之后，天下震惊，中国历史研究的新纪元由此开始。

据说，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秋，时任国子监祭酒（皇家大学校长）的王懿荣得了疟疾病，用了许多药仍不见好，京城里有一位深谙医理药性的老中医给他开了一剂药方，里面有一味中药叫“龙骨”

，王懿荣派家人到宣武门外菜市口一家老中药店达仁堂按方购药。

药买回来之后，王懿荣亲自打开药包验看，忽然发现“龙骨”

上刻有一种类似篆文的刻痕，凭着金石学家对古物鉴定的敏锐，他立刻意识到这颇像篆文的刻痕，可能是一种很早的古文字，其刻写的时间要早于自己所研究的古代青铜器上的文字。

这个意外发现使他兴趣大增，于是又派人将达仁堂中带有文字的“龙骨”

购买回来，加以鉴别研究，同时注意在京城收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