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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4部分（第3页）

从可考的材料看，远古时期，人们采用多种方法纪日，如结绳、刻木等等。

当历史发展到殷商时期，已经采用干支纪日法了。

干支是天干和地支的总称。

天干为：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

地支为：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

一个天干配一个地支，天干在前，地支在后，排尽所有组合，共六十对，以甲子开始，癸亥结尾，可以不重复地记录六十年，六十年以后再从头循环。

干支纪日的方法与干支纪年一样，每天用一种干支表示，六十天一个周期，循环往复，可以无穷。

这种干支纪日法是中国古代的一大发明，它的优点就是用干支纪日不会发生错误，也不会造成重叠。

此种纪日法从悠远的古代一直延续到今天仍未间断，可见它的生命力是多么强大。

在安阳殷墟出土的十数万片甲骨刻辞中，记有干支日的甲骨为数众多，从特点上看，殷人纪日虽然绝大多数是天干地支均书，但也有不少只记天干而不记地支，这种纪日法在历组卜辞中最为多见。

到了商代晚期，商王及王室贵族每当遇有重要事情需要进行占卜或铸铭纪念时，往往都要在刻辞和铭文的最后部分附记上当日的周祭祭祀，以此作为一种纪日的方式。

由于以周祭的五种祀典对先王先妣轮番祭祀一周需要的时间是三十六旬或三十七旬，与一个太阳年的日数相当，所以一般在没有闰月等情况下，一种祀典对一位祖先的祭祀在一年中只会出现一次。

因此，学者们称为周祭。

用周祭祭祀纪日与用干支纪日同样方便，但商人往往是将此两种纪日法结合起来，在卜辞和铭文中前记干支日，后记当日的周祭祭祀。

第六章　商代后期诸王的年代（9）

从殷墟出土的甲骨卜辞看，帝辛的周祭材料较为可靠，依之排出祀谱，可确定帝辛在位年代。

利用周祭材料也可排出帝乙祀谱，与帝辛祀谱连接，从而确定帝乙在位的可能年代。

在周祭系统中，帝辛元祀至十一祀祀谱有6件青铜器，这6件青铜器关系清楚，是商末三王祀谱最有根据的一段。

殷商历法研究专家常玉芝对此排出了帝辛元祀到十一祀祀谱，这个祀谱在历法上符合阴阳合历的原则，在周祭上祭祀与季节基本对应，所以应属可信。

经相关学者研究，这段祀谱二祀正月初一日的干支应是丙辰或丁巳。

按照这一特征，再考虑当时岁首和月首的可能情况，得到帝辛元年可能的年代为公元前1085、1080、1075、1060年等多个年代。

因武王克商之年确定为公元前1046年，而周祭材料中记有廿五祀的青铜器应入帝辛祀谱，没有发现更多的祀数，所以帝辛元年以选在公元前1075年较为合理。

按过去学者们的研究，从帝乙二祀到十祀材料密集，依之可以排出这段时间的周祭祀谱和月份。

常玉芝将帝乙祀谱与帝辛祀谱连接，得到帝乙应为21年或26年。

如采用帝乙在位21年，则帝乙时月份和周祭与季节均不对应。

如采用帝乙在位26年，月份与季节虽不对应，但周祭与季节基本对应，故以帝乙在位26年较为合理。

“工程”

决定采用帝乙在位26年这一方案，并由此推定帝乙元年在公元前1101年。

　．

既然武丁、帝乙、帝辛等三王的在位年已推算出，那么著名的盘庚迁殷之年又是多少呢？

盘庚迁殷到商亡的总年数，见于《史记·殷本纪》、正义引《竹书纪年》：“《竹书纪年》云，自盘庚徙殷至纣之灭，七百七十三年，更不徙都。”

这个“七百七十三年”

的记载，不同版本有所不同。

明嘉靖四年汪谅刻本、群碧楼藏明嘉靖王廷喆刊本及清乾隆武英殿刻本作“七百七十三年”

，武昌书局翻王廷喆刻本以及日本泷川本皆作“二百七十五”

，金陵书局本作“二百五十三”

。

由此看来，七百七十三年的记载显然有误，大多数学者改作“二百七十三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