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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章（第2页）

！

在这种情况下，我建议咱们把“士”

的传统忘掉为好，因为不肯忘就是做白日梦了。

如果我们讨论社会问题，就讲硬道理：有什么事，我知道，别人还不知道；或者有什么复杂的问题，我想通了，别人想不通；也就是说，按现代的标准来表现知识分子的能力。

这样虽然缺少了中国特色，但也未见得不好。

乔叟《特伯雷故事集》里，有这样一个故事，有位武士犯了重罪，国王把他交给王后处置。

王后命他回答一个问题：什么是女人最大的心愿？这位武士当场答不上来，王后给了他一个期限，到期再答不上来，就砍他的脑袋。

于是，这位武士走遍天涯去寻求答案。

最后终于找到了，保住了自己的头；假如找不到，也就不成其为故事。

据说这个答案经全体贵妇讨论，一致认为正确，就是：“女人最大的心愿就是有人爱她。”

要是在今天，女权主义者可能会有不同看法，但在中世纪，这答案就可以得满分啦。

我也有一个问题，是这样的：什么是知识分子最害怕的事？而且我也有答案，自以为经得起全球知识分子的质疑，那就是：“知识分子最怕活在不理智的年代。”

所谓不理智的年代，就是伽利略低头认罪，承认地球不转的年代，也是拉瓦锡上断头台的年代；是茨威格服毒自杀的年代，也是老舍跳进太平湖的年代。

我认为，知识分子的长处只是会以理服人，假如不讲理，他就没有长处，只有短处，活着没意思，不如死掉。

丹麦王子哈姆雷特说：活着呢，还是死去，这是问题。

但知识分子赶上这么个年代，死活不是问题。

最大的问题是：这个倒霉的年头儿何时过去。

假如能赶上这年头过去，就活着；赶不上了就犯不着再拖下去。

老舍先生自杀的年代，我已经懂事了，认识不少知识分子。

虽然我当时是个孩子，但嘴很严，所以也是他们谈话的对象。

就我所知，他们最关心的正是赶得上赶不上的问题。

在那年头死掉的知识分子，只要不是被杀，准是觉得赶不上好年头了。

而活下来的准觉得自己还能赶上——当然，被改造好了、不再是知识分子的人不在此列。

因此我对自己的答案颇有信心，敢拿这事和天下人打赌，知识分子最大的不幸，就是这种不理智。

下一个问题是：我们所说的不理智，到底是因何而起？对此我有个答案，但不愿为此打赌，主要是怕对方输了赖帐：此种不理智，总是起源于价值观或信仰的领域。

不很久以前，有位外国小说家还因作品冒犯了某种信仰，被下了决杀令，只好隐姓埋名躲起来。

不管此种宗教的信仰者怎么看，我总以为，因为某人写小说就杀了他是不理智的。

所幸这道命令已被取消，这位小说家又可以出来角逐布克奖了。

对于这世界上的各种信仰，我并无偏见，对有坚定信仰的人我还很佩服，但我不得不指出，狂信会导致偏执和不理智。

有一篇歌词，很有点说明意义：

跨过大海，尸浮海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