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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五章（第6页）

江西景德镇市机械丄业公司党委的张姓书记，为都昌县一个包丄头介绍了一批挣钱的活，这个包工头“以恩报恩”

便在市里为张书记盖私房一幢。

这种交换干脆利索，如果追究起来，前者是“创作需要”

，后者是“慷慨赠予”

，合理合法得很！

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林业局一离休的局长，在已经有两套共120平方米的住房的情况下，说是要盖个“窝”

，便由林业局批给他10个立方米的木材，老局长自有功夫，到手的时候已经是40立方米了。

然后再把这些木材运到一个贮木场，先是说请代保管，紧接着便转手倒卖，卖谁呢？是公家。

公家花钱买的是本来属于国有资产的林木。

一张作为中介的批文，10立方米的木材在“余热”

的发挥之下，又变成了40立方米到贮木场搁一搁再卖给国家，大把的钱便流进了自己的腰包。

然后是动工破土，大庸市张家界森林公园三角坪又多了一幢属于私产的别墅楼房，户主当然是那位已经不在位的老局长。

这是《芙蓉》杂志披露的。

地是怎么批下来的？国家级森林公园内怎能修造私房？这些问题对某些人来说，似乎都不是问题了！

国家的法律保护不了国有土地。

我们的土地就是这样被一块一块地切割的，连同土地上土地下的资源一起流失。

于是在被称为“干部建房热”

中留下的，是在中国城乡抹不去的凝固的腐败。

这些凝固物将是鼓励腐败的诱惑呢？还是警示后人的耻辱柱？即便在城市，住房上的贫困阶层，最新的统计说北京至少有20万。

这20万中有的是返城的老知青，他们把青春献给农村之后拖家带口好不容易回城时，已经几乎一无所有了。

她姓王，住在南长街的一个四合院里，四合院早没有院子了，家挨着家，四处堆满杂物，1968年，她15岁时去山西农村插队，十载青春年华滴滴无遗地献给了那一片黄土地，与当地一个农民结婚，几年后丈夫去世，儿子3岁，女儿尚在腹中。

历尽周折，她是最后一批才回到北京的。

回来也迷茫啊！

这偌大的京城，宽阔的马路，对拖儿带女的她竟是那样的陌生。

她没有自己的屋檐。

她的娘家收留了她，人生有时候也实在细小，除了父母慈爱，哪有停靠的港湾？

她的幸运是：她的父母及家人一起分担了她的苦难。

苦难却似乎没有边，娘仨人还得挤在一张床上。

平凡人家的平凡故事，在剪彩与消费繁荣的热浪下，人们很少注意到。

北京有多少空着的房子？有多少分到了名下却无人居住的房子？这个数字大约很难统计。

有一个数据出于权威部门，而且是绝非夸张的：全中国至少有5%的城镇居民生活在贫困线以下。

新的城市贫民阶层已经出现了，我们都在中国这块土地上生活，我们能忘记他们吗？

《视点》1994年第4期的文章说：

掌握实权的千部，每逢节日、出国，送礼者不乏其人；原始股票，股权证，进出口许可证，低价土地使用权，招工指标，户口指标，贷款指标，凡属紧缺资源，大部分没有公开拍卖，而是成为“寻祖”

的对象。

腐败，正在腐败我们的土地。

我们的土地是我们生存、发展的根本，这个地球上惟一属于我们的立足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