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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十 天津教案（第4页）

仰读书知理君子悉心筹议，分条禀复。

特谕。

当时三口通商大臣崇厚同曾国藩一起负责处理这件事情，此人已经有了多年和洋人打交道的经验，由于惧怕洋人，养成了卑躬屈膝、卖国求荣的秉性。

曾国藩虽然在官场上混了很多年，但并没有多少机会和洋人打交道，所以在处理案件时较多听从崇厚的建议。

据崇厚的意思，还是尽最大努力不要把洋人得罪了。

曾国藩在进退维谷的情况下，也只好试一下崇厚的方法了：“天津人心汹汹，拿犯之说，势不能行，而非此又不能交卷。

崇帅欲余撤道、府、县三官以悦洋人之意，余虽知撤张守即大失民心，而不得不勉从以全大局。”

从这段话中我们可以看出，曾国藩在民心与洋人二者中，无疑是选择了后者。

但这么做和曾国藩平时的为人是不相一致的。

所以他的内心也充满矛盾。

在六月十七日的家信中他是这样写的：“天津事尚无头绪，余所办皆力求全和局者，必见讥于清议。

但使果能遏兵，即招谤亦听之耳。”

至六月二十一日，曾国藩不满于崇厚过分崇洋媚外的做法，他在给儿子的信里又写道：“天津洋案，罗公使十九日相见，虽无十分桀骜要挟之象，然推诿于提督，为兵船到后要挟地步。

目下洋船到者已八九号，闻后来尚且不少，包藏祸心，竟不知作何究竟。

崇帅事事图悦洋酋之意以顾和局，余观之殊不足恃。

死生置之度外，徐俟其至而已。”

虽然如此，曾国藩的主意已定，在处理此案的时候，不惜得罪国人，也要偏向洋人。

为天津教案，同治帝在六月二十三日下了一道谕旨：“有人奏，风闻津郡百姓焚毁教堂之日，教堂内有人眼人心等物呈交崇厚收执，该大臣于奏报时并未提及，且闻现已消灭等语。

所奏是否有其事，着曾国藩确切查明据实奏闻。

至所称传教有碍通商一节，应如何设法弭衅之处，并着详察情形妥筹具奏。

原折着抄给阅看，将此密谕知之。”

同日又下了一道谕旨：“前据曾国藩奏，本月初六日启程赴津，现抵该处已逾多日，此案启衅根由想该督必已详细查明妥为筹办矣。

迷拐一案究竟有无确据，此系紧要关键，即着该督迅速具奏以慰廑系，并将现在筹办之法及该处近日民情一并奏闻。

崇厚已派出使法国自应及早启行，着曾国藩体察情形，如崇厚此时可以交御，即着该侍郎先行来京陛见，以便即日起程，其通商大臣事务着曾国藩暂时接办。

成林现已病痊销假，不日亦可驰赴天津，俟该京卿到时，曾国藩即可将通商事务交卸。

将此由五百里各密谕知之。”

因此曾国藩于六月二十三日上奏朝廷，向朝廷汇报了他办理此案的经过。

并在奏折中非常明确地指出，“挖眼剖心全系谣传，毫无实据”

，“英法各国乃著名大邦，岂肯为此残忍之行”

，他在奏折中写道：

臣等伏查此案起衅之由，因奸民迷拐人口，牵涉教堂，并有挖眼剖心作为药材等语，遂致积疑生愤，激成大变，必须确查虚实，乃能分别是非曲直，昭示公道。

18世纪末中国官员审理中外纠纷时的场景

臣国藩抵津以后，逐细研讯教民迷拐人口一节，王三虽经供认授药与武兰珍，然尚时供时翻，又其籍在天津，与武兰珍原供在宁津者不符，亦无教堂主使之确据。

至仁慈堂查出男女一百五十余名口，逐一讯供，均称习教已久，其家送至堂中豢养，并无被拐情节，至挖眼剖心则全系谣传，毫无实据。

臣国藩初入津郡，百姓拦舆递禀数百余人，亲加推问挖眼剖心有何实据，无一能指实者，询之天津城内外亦无一遗失幼孩之家控告有案者。

惟此等谣传，不特天津有之，即昔年之湖南、江西，近年之扬州、天门及本省之大名、广平，皆有檄文揭帖，或称教堂拐骗丁口，或称教堂挖眼剖心，或称教堂诱污妇女。

厥后各处案虽议结，总未将檄文揭帖之虚实剖辨明白。

此次详查挖眼剖心一条竟无确据，外间纷纷言有眼盈坛亦无其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