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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十 天津教案（第12页）

他写信给宝道：“目下中国海上船炮全无预备，陆军则绿营固不足恃，勇丁亦鲜劲旅。

若激动众怒，使彼协以谋我，处处宜防，年年议战，实属毫无把握。

此等情势，弟筹之至熟，故奏牍信函，屡持此论。”

他给彭玉麟的信则阐述得更为详细：“中国兵疲将寡，沿海沿江毫无预备，而诸国穷年累世但讲战事，其合众之势，狼狈之情，则牢不可破。

我能防御一口，未必能遍防各口；能幸得一时，未必能力持多年；能抵敌一国，未必能应付各国……然稍一蹉跌，后患有不堪设想者。”

他把自己的内心剖析得很清楚：“必须隐忍以全和议者，就势而言之也……必须力争以全国体，此就理而言之也。

欲求理势兼顾，殊无良策。

敝处所办，盖亦偏于衡势者，措施又多失宜，物议之腾，亦无足怪。”

他也是由于形势上的迫不得已，这位内心充满“论理者”

思想的人实际行动中却成为了“论势者”

。

曾国藩固然清醒地认识到了中外形势上的差异，懂得运用武力的意义非常重大，也懂得应该实事求是地思考问题。

但是，他畏惧敌人强大的势力，甘愿受辱，因而丧失了国家的主权，民族的尊严，便造成了这样的后果。

然而，清廷对于处理天津教案的指示，曾国藩也不敢违抗，也只能顺着朝廷的意思做。

例如，五月二十五日，朝廷命令曾国藩到天津去处理此案的第一道上谕中说：“匪徒迷拐人口，挖眼剖心，实属罪无可。

既据供称牵连教堂之人，如查有实据，自应与洋人指证明确，将匪犯按律惩办，以除地方之害。”

感觉上好像要曾国藩去伸张正义。

所以，曾国藩在五月二十日处理此案的第一份奏折中，也就仔细调查了案情，摆出一副“审虚则洋人理直，审实则洋人理曲”

的“公允”

姿态。

可是，软弱无力的清政府根本没有坚定的态度处理此案，后来因为侵略者的威吓而屈服，再也不敢追究“罪无可”

者的责任，曾国藩也就对这些“迷拐人口”

的“匪徒”

不再进行审讯，反而将矛头指向了烧毁教堂的那些人，转换了用刑的方向，改变了专政的对象。

这无论对他、对清廷、对历史都是一个悲剧！

在夹缝里讨生活的人，或者是从夹缝中冲出去，去重新寻找自己的天空，或者就只能四面碰壁，四面讨好，而最后却什么都得不到。

曾国藩就属于后一种类型。

他由于畏清廷、畏洋人而做下丧失国格的事，由于处事违心而内疚，由于悖情逆理、遭到舆论的谴责而终日闷闷不乐，这位天津教案的镇压者在办案过程中的心态是非常矛盾的，也是这位早年重视“华夷之辨”

、中年首次提出创办洋务以图自强的曾国藩，在他的晚年却做出了如此辱国屈膝的勾当。

他这位悲剧人物的产生也正是当时时代的悲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