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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八 剿捻无功（第4页）

其次曾国藩的年龄已经大了，有些力不从心，斗志也锐减了好多。

本来他在南京破后是应该退居二线的了，可他却舍不得高爵厚禄，心怀侥幸。

第三是因为他的指挥不得力。

湘军在攻打太平军中能够取得成功的原因，主要因为湘军的主创者是曾国藩，所以他才能够自如地加以指挥，旁边的人也给了他很多的帮助；而他在剿捻时所依靠的主要力量大部分是淮军，还有地方部队，这便屡屡让他感到指挥不灵，军队的战斗力也不够。

关于这点，在剿捻过程中很明显：曾国藩于同治四年五月由南京出发时，带领了九万左右的湘军，主力主要是李鸿章手下的淮军。

淮军虽然和湘军有着很深的渊源，但毕竟还是归李鸿章控制的。

曾国藩当初也不是没考虑到这些，因此决定调李鸿章的弟弟李鹤章处理营务方面的工作，同时，曾国藩又将李鸿章的弟弟李昭庆也调到了剿捻的部队里，用来表明曾国藩对于淮军和李鸿章都特别重视。

在同治五年三月十六日曾国藩给李鸿章写了一封信，在信中他公开说明：“吾二人视剿捻一事，须如李家、曾家之私事一般。”

肃清直隶山东捻匪战图

尽管曾国藩剿捻无功，然而李鸿章在成功平捻时采用曾国藩的河防策略，也使曾国藩在失落之余稍有一丝欣慰。

这封信包含着极其丰富的内容。

首先，曾国藩在剿捻时已发现他是不能控制淮军的，只有李鸿章才能够控制它。

所以说“淮勇非君家不能督率”

，这句话难免泄露了他心中的怨气；其次，他劝李鸿章湘军和淮军本来就是一家人，为什么不能够互相帮助呢？可是李鸿章却并没有把曾国藩的劝告当一回事，因为他当时迫不及待地想出人头地，曾国藩因为在平定太平天国的时候立下大功，已经封侯，他自己则才封伯。

而且，两江总督这个职务也只是暂时交给他，一旦曾国藩平定捻军，这两江总督的位子恐怕他李鸿章就保不住了，所以他希望自己能直接走上剿捻战场，依靠淮军把捻军打败，而不希望曾国藩平定捻军后重新把两江总督的职位抢走。

不过，曾国藩不可能永远沉浸在愧疚和悔恨之中。

当初把湘军裁撤了大部分，是为了使朝廷不再怀疑他，而且既然已经达到了这个目的，就不可能再依赖自己组建的湘军去剿捻。

而且，他也已明确看到自己终将是要被李鸿章取代的。

因此，他不可能和李鸿章之间有一点恩怨，只有彻底地正视现实，把和李鸿章的关系处理好，才能保住自己的地位。

因此，他在同治五年十一月十七日主动向朝廷上了一份名为《复陈病状艰难请准不回江督本任仍命李鸿章暂行兼署折》的奏折。

2.压力重重

除上述原因之外，还有来自朝廷的重重压力。

尤其有一事令曾国藩寝食难安。

这就是趾高气盛的曾国荃参劾湖广总督官文。

曾国荃自从太平军手中夺下金陵之后，一直以生病为理由待在家里。

同治四年六月十六日，他被朝廷任命为山西巡抚。

七月初八日，曾国藩为他上了一份奏折，只说他的病还没有复原，不能担任山西巡抚的职务。

即使是在这样一份奏折里，曾国藩也没有忘了向朝廷表明他此时的心境：“值时事之多艰，念门庭之太盛，盛极而惧，若涉春冰。”

到第二年正月，因为捻军大部分都集中到了湖北，清廷“为地择人”

，又把曾国荃派去担任湖北巡抚，这一职务原本是由郑敦谨担任的。

曾国荃于三月十六日到武昌赴任，但他虽为一省巡抚，毕竟还是处于湖广总督官文的控制之内，所以，曾国藩在命令曾国荃的时候，也劝他一定要熟谙官场之道，要他一方面礼貌谦恭，另一方面要善于用银钱打点。

然而，这一年五月份的时候，曾国荃与官文之间的矛盾却特别深了，起因是曾国荃拿招收的士兵太多为借口，把由官文招募的五千名士兵都裁撤了，却没有给裁撤的兵勇发饷。

对此，曾国藩在五月初三日给曾国荃写了一封信提醒了他：

弟现募步队万二千人、马队千余人，与余初次函商相符，以后不必再行添募，恐饷项不继。

所裁官相之勇仅发数成，所添弟部之勇必须全饷，一撤一招之际，厚薄悬殊，相形见绌，营头太多，必生怨望。

厚庵之优待楚勇，薄视甘兵，遂有三月三日之变，可为前车之鉴。

果然，官文对曾国荃此次的举动感到非常不满。

他想，好你个曾国荃，置我的颜面于不顾，那我索性也就不留你了。

但是若直截了当地把曾国荃赶走，他觉得事情也比较难办，便想到了玉皇大帝封孙悟空为弼马温这个故事，受此启发，因而他也想到了一个比较阴险的主意，由朝廷出面把曾国荃给调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