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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铁生:就像我写的一篇文章:活着不是为了写作,而写作是为了活着。
如果生命是一条河,职业就是一条船,为在这生命之河上漂泊总是得有一条船,所以船不是目的,目的是诚心诚意地活着。
其实往大了说,人的支撑点就是活着,生的欲望。
人要是有了绝对的死的愿望就什么都甭说了。
生的欲望是人的一种本能,由此他去创造许多美好的东西。
也可以说人活着是为了美好的东西,但这个美就没有一个标准,有的人在困难重重的逆境中会活得很好,而有的人一切皆顺却活得很糟糕甚至去死。
其实这很有点无可奈何的味道。
既然无可奈何,那么如果它是一个悲剧,你要表现出你的力量;如果它是一个骗局,一个幻觉,你要让这个幻觉很美。
在悲剧的背景上做喜剧的演出
张专:具体到您的作品,从一九七九年到现在,您是逐步地指向您的理念和意志,这其间也有一个发展过程,您能不能把自己的作品分个类。
史铁生:有人分过,我也比较同意。
刚开始还是写一些社会问题,像《午餐半小时》,因为我们这一代人接受的文艺理论还是文艺要反映社会生活。
这种观念是很顽固的,但很快我就变了,写残疾人,这可以归到人道主义范畴,比如《一个冬天的夜晚》,再到后来写人的残疾的时候,就不是人道主义能够概括的了,或者说它是更大的人道。
人存在的根本处境有可能是社会的,或者人道的,但从根本上它是人本的。
张专:一般人都认为《我的遥远的清平湾》是您早期的代表作,这应该是没有错的。
那种调子:情绪比较饱满、调子比较明快、写法比较现实主义,这种东西到后来并没有延续下去,而实际上这种调子是比较正统也比较容易被肯定的。
史铁生:某种东西确实没有延续下去,因为我觉得那时候还有一种比较虚假的乐观主义。
我并不认为悲观是一个贬义词,在比较深层的意义上。
但如果以自己的悲哀为坐标的悲观主义是不好的,以自己的某种温馨为出发点的乐观主义也是虚假的、浅薄的。
真正的乐观和悲观都是在一个更深的层面,它是人的处境的根本状态,从这个意义上讲,悲观和乐观没有高低优劣之分。
每个人的生命中都会有一些悲观,如果陷在里面,写作就会萎缩。
《我的遥远的清平湾》写的是我生活中比较温情的东西,有些作品写的就是比较悲观的东西,但都没有指向人的根本处境,所以我必须超越它。
事实上,《我的遥远的清平湾》的某种风格,某种对感情的重视,在《我与地坛》中又接上了,但它又不一样,它比《我的遥远的清平湾》要大了,它理解快乐和痛苦的视野要大多了。
张专:我想大概是您的作品大多数都涉及残疾人,使您必须要超越那种浅薄的悲观。
您的作品有一个很明显的主题,就是关于残疾人……
史铁生:不……不都是这样,这个话题需要说一说。
首先我写东西的题材不限于残疾人,我也写过插队的、街道工厂的等其他不相干的。
另外关于残疾我也有一些看法。
我的残疾主题总是指向人的残疾,而不是残疾人。
一切人都有残疾,这种残疾指的是生命的困境,生命的局限,每个人都有局限,每个人都在这样的局限中试图去超越,这好像是生命最根本的东西,人的一切活动都可以归到这里。
从这个意义上理解,我的作品,的确有一个残疾主题。
张专:您的作品所展示的基本上是这种人的生命和生存的基本困境之间的无法解决的冲突,有人评价您是“当代西绪福斯”
,大概也是这个意思。
佛系青年的东洋文艺日常。群2181540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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