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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应发出更加真实的声音（第2页）

电影还是应该具有更大的悲悯情怀，更大的人道主义精神。

同时，我们也应把自己作为社会成员的一分子，作为社会生活的一部分，积极容纳到社会之中。

因此，我们呼吁中国电影要更多地“关注现实，关心社会，关爱他人”

。

这要求电影创作者要更多地走进常规化生活，更多地走进社会公共经验和基本常识之中。

不能总是用极端的、边缘的、个人的经验代替集体经验、公共经验和日常社会常识。

近几年，尤其是2006年，我们高兴地看到一些青年导演出现了可喜的变化。

他们的作品走出了个人的成长经验和个人的极端化、边缘化视觉，走向了公共经验和大众平面，这些作品得到了社会的肯定，有的还获了国际奖。

但公正地说，这些影片不少存在某种局限性，它们对现实、对普通人的关注和发现，应该更扎实、更深厚些。

然而目前对这些片子，社会上给予了非常多的过度阐释，有些阐释已经远远超出了作品内容，这种过度阐释、轻率地经典化，或者捧杀或者骂杀的现象，限制了整个电影界的冷静、从容和谨慎，限制了中国电影以更大的胸怀和更端正的态度来面对自己的发展前景。

中国电影应该更多地关怀他人以及由他人组成的我们身处其中的社会。

电影如果从内在心理上不关怀他人，甚至排斥他人，从表面上说它影响了电影的推广和效益，从深层上说它影响了电影创作者的品格和胸怀。

和谐社会是人与人之间构成的和谐，关怀他人就要倾听他人的声音，不能总是我们电影人自说自话。

更多地关怀他人就会更多地关注市场，关注受众。

第三，电影要对自己的情怀和立场保持警觉。

当前，在中国电影产品庞大的群体中，有一些作品特别是有些初涉影坛的青年作品，开始脱离我们赖以生存的物质基础，脱离社会历史环境，弥漫着一些郁闷、无趣和困惑的表现内容。

新一轮的鸳鸯蝴蝶、新一轮的杯水风波又开始呈现在我们的银幕上，且有不断蔓延之势。

这应该引起高度警惕。

建设和谐社会，我们不能局限在一个狭小的集团或阶层上张目他们的利益、他们的趣味、他们的气息，应该和中国最广大的民众的生活现实相关联。

有的电影作品甚至在献媚大款，在无理性地描述资本的诞生。

有很多作品表面看似乎没有问题，写的是一个民营企业家的成功，从一穷二白走向大富大贵，写发家致富的过程，可不加辨析，疏于理性，不在任何思想背景下观照，把资本原始积累合理与不合理的过程一律不加分析地给予献媚与歌颂。

一种不自觉的资本憧憬和利益向往渗透其中，使我们的立场发生了飘忽和转移，忘记了世界艺术史上、人类思想史上对资本、对金钱、对原始积累的过程所包含的一切社会历史学内容的批判性分析，思想的辨识能力和价值的判断力出现了盲点。

从浅层次上看，这是不会选材；从深层次上看，是立场和情怀的问题。

对中国来说，我们最广大的阶层是民众，是有10亿之众的人民，电影的立场和情怀应始终跟大多数人结合在一起，这就是我们所强调的电影的人民性问题。

最后，电影界要维护电影和谐健康、良性发展的大好环境。

在一些媒体，在坊间，流传各种指责和诘问，比如最近有媒体采访我时，说电影界在抱怨中国电影产品质量为什么不能迅速提高？是因为有电影审查制度和审查机构在。

我请他们举例说明，他们举不出近年来的事例。

我就回答他们，在当前，中国电影大环境健康和繁荣的重要标志，是充分发扬法制理念下的艺术民主精神，我们进行电影审查，第一有明文的电影法规，第二有公开透明的程序，第三有艺术民主精神，第四有艺术理性，就用这四条。

没有事实依据，一些人就在那儿臆想审查与创作之间存在着紧张的对立关系，树立假想敌。

在创作和评论之间有假想敌存在，同行之间也有假想敌存在。

现在电影界会议多、场面多、红地毯多、宴会也多，但是大家真诚交流的不多。

互相之间怀有戒备，同行间的猜测不少。

电影界中的城府、成见、假想敌势必会影响电影界的凝聚力和团结。

创作界与政府管理部门、创作界与发行界、创作界与评论界、创作界同行之间、大片与小片之间等，应该而且必须要消除掉很多莫须有的假想敌。

在今天求新求变、日新月异的竞争环境下，如果怀抱着过多的假想敌，进行各种猜测和埋怨，以邻为壑，责任外推，这不利于我们建设和谐的电影环境，也不利于建设和谐的社会主义文化。

（2007年1月1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