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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文化革命的评价问题（第4页）

本志同人，实在是惭愧得很；对于吾国革新的希望，不禁抱了无限悲观。”

陈独秀认为，当时非难《新青年》的人有两种，一种本心是爱护《新青年》的，但认为言辞太过激烈，害怕《新青年》“在社会上减了信用”

，这实际上就是劝告《新青年》至少把批判的调子放低一些，但陈独秀还是表示“感谢他们的好意”

。

另一种人是反对《新青年》的。

陈独秀列举了反对《新青年》所加的罪状以后，宣告“这几条罪案，本社同人当然直认不讳”

。

便作他的答辩：“要拥护那德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孔教、礼法、贞节、旧伦理、旧政治；要拥护那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旧艺术、旧宗教；要拥护德先生又要拥护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国粹和旧文学。”

在这里，在一种急躁、愤激的情绪下陈独秀已经不只反对礼法、贞节属于“三纲”

的伦理政治思想，而且反对整个“孔教”

，也就是反对整个孔子的学说了。

而且对旧伦理、旧艺术、国粹和旧文学等都不加分析，都在反对之列。

压力越大，处境越困难，反拨的情绪就越高，以至失去了冷静，忘记了自己的初衷。

四

孔子的伦理政治思想，是维护、巩固君主专制的封建思想，和民主主义思想是不相容的。

这种思想，越到后来便越成为中国历史发展的严重障碍。

“五四”

文化革命，首先批判孔子以“礼”

为标志，以“三纲”

为主要内容的伦理政治思想，实际上也就为以后中国的民主革命在思想上扫清道路，因此是正确的、必要的。

但孔子的思想不只是伦理政治思想，他还有哲学思想、教育思想、文艺思想，等等。

而且就伦理政治思想来说，也还不是他的伦理思想的全部。

如果说，作为封建君主专制制度的孔子的伦理政治思想，是和民主主义敌对的思想，应该彻底批判、彻底葬送，那么对于其他方面的思想，情况便不一样了，需要进行审慎、客观地具体分析。

恩格斯曾经说过这样意思的话：像黑格尔这样影响很大的思想家，你要一脚把他踢开也很容易，但把他踢开不等于把他克服。

对于我们中国的孔子，也可以说同样的话。

1939年，毛泽东看了当时陈伯达写的文章，就写信给当时党的宣传部长张闻天。

在信里，毛泽东就陈伯达所涉及的孔子哲学中的方法论、认识论、道德论问题，都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重要的是，正像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用唯物主义观点改造黑格尔的哲学，把他的唯心主义辩证法救活过来一样，毛泽东也用同样的方法救活了孔子一些唯心主义的辩证思想。

毛泽东说：“孔子的体系是观念论。

……观念论哲学有一个长处，就是强调主观能动性，所以能引起人的注意和拥护。”

谈到孔子“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

这个论题，毛泽东认为，“作为哲学整个纲领来说是观念论，伯达的指出是对的，但如果作为哲学的部分，即作为实践论来说，则是对的，这和‘没有正确的理论就没有正确的实践’的意思差不多。

如果在‘名不正’上面加了一句‘实不明则名不正’，而孔子又是真正承认实为根本的话，那孔子就不是观念论了……”

在这里我们看到，毛泽东不是像有些人一样，倒脏水连同小孩一起倒掉，在否定孔子的唯心主义时连同他的辩证法也一起否定，相反，毛泽东看到了孔子这唯心主义思想家的合理因素，用唯物主义观点加以改造，把被孔子颠倒了的名实关系颠倒过来。

毛泽东这个做法，特别容易令人想到列宁的《哲学笔记》对黑格尔的做法。

在写给张闻天的信里，毛泽东从方法论上肯定了孔子的中庸思想，肯定了他“过犹不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