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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创造者不愿浇铸艺术样板魏明伦剧作意义及其他（第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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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观众的欣赏习惯，有的需要改变，有的需要照顾，而改变常常要以照顾为代价。

魏明伦除了较好地保存和维护了川剧的唱腔、曲调等基本呈现方式外，还熟练地拥有铺排戏剧性情节和戏剧性情境的技巧，使每部作品力求有“戏”

。

观众一开始可以不习惯他所贯注的意念和基调，但戏剧性情节和情境所造成的强烈期待像是伸出了两只强有力的手，把他们紧紧地拉住了，挣也挣不开。

《巴山秀才》以让人喘不过气来的紧迫情节毫不放松地吸附着观众，直至情节终了观众才发现已接受了艺术家的悲愤批判；《岁岁重阳》从一开头就渲染了沙漠般的心理土壤与焦渴的爱情之花互不相容的灼人情境，剧作家再从容不迫地对这种情境不断加温，直至引逗出每个观众心头对封建余风的怨怒之火，烧成一片；即便是特别离谱的《潘金莲》，它的怪诞处理一直依附着一个戏剧性极强的历史故事，使得老观众能获得观赏的便利，新观众能拥有思索的基点。

明眼人甚至还能进一步指出，剧中那些怪诞的组合，也是力求戏剧性效果的，因此即使这些部位也不乏情趣。

由此，我们可以看到魏明伦在宏观天地中的地位了。

在川剧领域，他是一个放达的形象；在整个戏剧领域，他基本上还是一个坚守传统戏剧性范畴的稳妥的改革者。

这样，他有可能受到两方面的嘲弄。

川剧界会嘲弄他的肆野，而戏剧界更为新进的一代则会嘲弄他的谨慎。

让他返回传统的呼吁，与让他进一步把握西方荒诞精神的呼吁，响起于一时。

其实，对一个多元的世界来说，他理应获得两方面的宽容。

传统的戏剧家应该理解，连魏明伦这样的改革也不允许，我们便会失去一个走得更远的创新者们的世界；新兴的戏剧家也应该理解，连魏明伦这样的改革也受到鄙夷，我们更无法与一个庞大的传统戏剧的实体对话。

辽阔的中国戏剧界，应该有魏明伦式的中介天地。

我觉得，纵观魏明伦的剧作，在许多魅力后面，约略还能寻找出一点浮躁的影子。

就他的每一部作品而言，大多都达到了当时当地的高水平，但把这些作品连贯起来，就会觉得还缺少一种更内在的联系，即在艺术理想和艺术形式的体现上还缺少连续性的层累，还缺少那种直逼高峰的堆垒。

横向开掘较多，而递进式的深入较少。

他似乎主要凭着一腔热情、一派直感纵横剧坛，还缺少一种作为大家断不可少的宏谋远图。

他更像一个自由自在、随处行侠的草泽英雄，较少在运筹帷幄之间对自己的事业做更宏伟的整体设计。

魏明伦在剧作上有一个鲜明的中心母题，那便是在道德与情感的关系问题上来反封建。

这个题旨当然是迫切而又带有极大的普遍性的，但反封建要反得真正出色，就需要拥有一种正面的、与艺术家的生命相伴随的伦理力量，并且还需赋予这种伦理力量以一种升华形式，使之升腾为一种审美意绪。

魏明伦的剧作，从总体而言是破有余而立不足。

急急地批斥，愤怒地鞭笞，但要叩问其何所本，则约略可寻，而不够坚实。

魏明伦的剧作中也不乏机智和幽默，但基本上是技巧性、手段性的，还没有上升为一种足可归结全剧的整体心态。

这就要求剧作家在更高的层次上重新获得传统川剧的从容、嘲弄、机智、幽默、泼辣。

到了这时，浮躁就被许多静定厚实的东西代替，直接感受于现实的心理躁动，便会获得审美净化而发挥更广泛的效能。

（1988年3月2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