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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我国社会主义文学的发展方向刍议（第5页）

他在报告中说：“马克思主义必须和我国的具体特点相结合并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实现。”

这是指马克思主义思想理论的中国化而言的，所以他的立论根据是：“我们这个民族有数千年的历史，有它的特点，有它的许多珍贵品。

对于这些，我们还是小学生。

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

从孔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

也就是在这篇报告中，他提出来“洋八股必须废止，空洞抽象的调头必须少唱，教条主义必须休息，而代之以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

。

到了1940年1月，毛泽东同志在《新民主主义论》中，对文化问题明确地指出来：“中国文化应有自己的形式，这就是民族形式。”

毛泽东同志对新民主主义文化下了一个定义，就是“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

。

远在三十年代中期，在上海的左翼文艺阵营为着探讨文艺的大众方向提出来旧文艺形式的利用问题，即当时所说的“旧瓶装新酒”

的问题。

这是民族形式问题讨论的滥觞。

到了毛泽东同志的《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和《新民主主义论》相继发表之后，引起了进步文化和文艺界的极度重视，于是国统区的大后方掀起来民族形式问题的热烈讨论，继续了差不多三年之久。

从讨论的结果看，理论的成就不高，但从新文学的发展看，提出来这样的问题，曾经产生了深远影响。

理论收获之所以不高，主要原因是参加讨论者有的根本缺乏文学创作的实践经验，有的对中国古典文学的丰富遗产缺乏研究，而更多的同志不能正确地对待“民族气派”

一词的丰富涵义，机械地理解文学的形式问题。

当时我所认识的参加讨论的重要人员，有的同志提出来抛弃五四新文学传统，另外从继承民间文学开始，实际上他并不了解中国古代的和现代的文学发展历史；有的同志认为作家只要拥抱生活，深刻地反映现实，就能够完成民族形式，实际上是取消了关于民族形式问题（实质上是中国气派问题）的探讨和追求。

抗战期间关于民族形式问题的讨论，虽然在理论上的成就不高，但是它打开了文艺界许多作家的思路，从此以后，在创作实践中探索民族形式的大有人在，获得了不同程度的成就。

但是什么是文学上的中国气派，如何追求中国气派，是一个比较复杂而深刻的理论问题，我今天不能详谈。

当前为着发展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学，我重新提出来“中国气派”

的问题，请大家重视和讨论。

中国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这性质不能改变。

中国有10亿人口，有数千年的文化，有三千多年光辉灿烂的古典文学传统，有以鲁迅为奠基人的五四新文学传统，有以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新文学运动的实际经验相结合的文艺理论，即我们应该在坚持中继续发展的毛泽东文艺思想。

这就是我国的特殊“国情”

和具体条件，也是发展我国社会主义文学的深厚土壤。

只有带有中国气派的社会主义文学，在国内才能够做到为人民“喜闻乐见”

，在国际上才能够大放异彩。

近几年我国文艺理论界和创作界少数同志盲目地向西洋现代流派学习所造成的混乱现象，必须终止，不应该让“全盘西化”

论首先在文艺领域打开缺口，占据滩头阵地。

我呼吁：要赶快端正我们的社会文艺的发展方向，端正我们的文风，端正我们的学风，端正我们的“士风”

！

（1987年4月3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