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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红楼梦的社会背景和历史意义（第10页）

曹雪芹在《红楼梦》里所表现的基本思想，和这几位思想家的言论有许多相近之处。

例如，顾炎武在《日知录》中谈论了“伯夷伊尹之不同于孔子”

，曹雪芹也借宝玉的口里说“尧舜不强巢许，武周不强夷齐”

。

唐铸万在《潜书·大命篇》中说：“天地之道故平，平则万物各得其所。

及其不平也，此厚则彼薄，此乐则彼忧。

……人之生也无不同也，今若此不平甚矣。”

曹雪芹同样借宝玉的口里发出“不平则鸣”

“世法平等”

的一类呼声。

刘继庄在《广阳杂记》中说：“圣人六经之教，原本人情，而后之儒者，乃不能因其势而利导之，百计禁止遏抑，务以成周之刍狗，茅塞人心，是何异壅川使之不流，无怪其决裂溃败也。”

曹雪芹也借宝玉的口说道：“除了‘明明德’以外就没书了，都是前人自己混编纂出来的。”

刘继庄还提倡看小说和看戏，认为这是“性天中之诗与乐也，书与春秋也，易与礼也”

。

曹雪芹在《红楼梦》里也提倡看《西厢记》《牡丹亭》等小说，看《醉打山门》等戏曲。

这些思想的产生和在一定程度上的彼此共鸣，难道可以说是完全出于偶然的吗？

还应该提到的是，曹雪芹毕竟是汉人，他的祖上虽然入了旗籍，在清统治者民族歧视和压迫的政策之下，这位充满着个性自由思想和人道主义的作家，是不能无所感触的。

《红楼梦》写成之后，满清宗室弘旿评称：“《红楼梦》非传世小说，余闻之久矣，终不欲一见，恐其中有碍语也。”

弘旿所说的“碍语”

，有人加以种种不同的解释，其实最主要的应该是以下两方面的意思：一则是清代康熙、雍正、乾隆三朝对汉人大兴文字之狱，前后有十七起之多，并且到处收集成千成万的“违碍书籍”

，这当然会使弘旿对于曹雪芹的作品存着顾虑；二则是雍正以来满清统治者内部的矛盾复杂化，阿其那、塞思黑的案子牵涉很广，曹家被抄与此不无关系，这同样使弘旿有所顾虑。

但是，《红楼梦》并不因为当时的清宗室怕它有碍语而不得传世，相反的，它是不胫而走和深入人心的伟大作品。

显然，《红楼梦》是描写了整个时代的。

这个意义并不因为它带有自传的性质而减弱。

有不少伟大的作品也是自传性的，谁能否认它的价值呢？但是，《红楼梦》又毕竟不是家谱式的自传，而是刻画了一个时期社会的典型面貌的。

高尔基在《俄国文学史》序言中说：“把每个人看作是时代、民族、阶级的产物，我们当然应该从同样角度去看作家；可是要承认作家是一个比别人更饱和着经验——人生的知识，而且由于经验的堆积，具有着把自己的印象装饰在形象里面的本领的人。”

这样的作家所写出的作品，由于作家的“经验愈广大——它里面的主观的、个人的地位就愈狭小，一般的意义就愈灿烂地呈现出来，艺术家的社会形象就愈鲜明地显示出来；作家愈坚决地摈斥他的个性——他就愈容易抛弃他的渺小的、无足轻重的东西，他从周围世界所接受的重要的客观的东西就愈深刻地广大地展示出来”

。

我们也应该从这个角度来评价《红楼梦》和它的作者曹雪芹。

从这个角度来评价《红楼梦》和曹雪芹，我们自然也不能不看到这部作品和它的作者的思想是有弱点的。

由于作者出身于一个封建贵族的大家庭，他所处的社会环境限制了他的世界观，给它蒙上了虚无主义和宿命论的色彩。

他对于封建制度的罪恶虽有强烈的憎恨，却找不到出路。

高尔基在《苏联的文学》一文中有一段话也适用于曹雪芹。

高尔基说：“批判的现实主义是作为‘多余的人’的个人创作而产生的。

这些人不能为生活而斗争，在生活中找不到自己的地位，而且或多或少明确地意识到个人存在的无目的，于是把这种无目的只是了解为社会生活的一切现象以及一切历史的过程的无意义。”

《红楼梦》描写的历史悲剧所留给读者的消极方面的影响，其根源就在这里。

然而，这决不是作者的过错，这同样是反映了十八世纪上半期的中国代表资本主义关系萌芽状态的新兴市民社会力量的脆弱性和它的历史命运啊！

（1955年1月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