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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红楼梦的社会背景和历史意义（第5页）

这个结果是什么呢？这就是：一方面地主阶级利用商业高利贷资本趁机加紧剥削农民，积累财富，并且把一部分财富投到城市工商业中去；另一方面农村土地更加集中到少数地主手里，大批农民失地流亡，大批地流向城市，成为城市中的雇佣劳动者。

三

城市和工商业的发达，是封建农村中吐出大批劳动力和商品生产扩大的必然结果。

现在我们就要来考察这一方面的情况，特别是城市手工业和工场手工业发展的情况，以便判断当时资本主义经济因素的萌芽究竟达到了什么程度。

在这一方面，曹雪芹的家庭就是很有价值的研究材料的一个来源。

《红楼梦》的作者曹雪芹的家庭，从他的曾祖曹玺、祖父曹寅到他的伯父曹颙、父亲曹頫，世袭了江宁织造，历时六十年，有时还兼任苏州织造和两淮盐政。

通过这个历史的线索，我们可以看到当时的清统治者怎样经营官办的工商业，它和民间的独立手工业者、手工作坊、工场手工业以及自由商人之间有哪些联系和矛盾。

故宫的《文献丛编》中有曹寅在康熙四十七年六月的一封奏折，其中说到江宁织造府的“神帛、官诰两机房，自顺治二年间，案经内院臣洪承畴经定，除丝颜等料照时采买外，其一应匠作工价，因开织之初惟期撙节，所定工价甚寡，较之缎匹、倭缎仅十之二三。

此各匠虽有工价名目，实皆民间各户雇觅应工。

迄今六十余年，历任织臣无可动钱粮，惟一循旧例。

若竟行革除，则穷匠星散谋食，不能束腹以待钦工。

……臣等原议诰帛二项人匠约计三百七十名，岁需银二千七百两，即可赡活群工”

。

这就说明：第一，官办的织造业自设机房，经常有几百个工人为它做工；第二，官办的机房往往向民间派定手工业工人按时应工；第三，官定的工价很低，不足以维持手工业工人的生活；第四，民间的许多手工业户随时都能够雇到自己所需要的许多工匠；第五，民间穷苦的手工业工匠平时是星散谋食的。

这些工匠是完全依靠出卖劳动力为生的手工工人。

《古今图书集成·考工典·织工部·纪事》中记载苏州织工的情形说：“郡城之东皆习机业。

织文曰缎，方空曰纱。

工匠各有专能。

匠有常主，计日受值；有他故则唤无主之匠代之，曰唤找。

无主者黎明立桥以待。

缎工立花桥，纱工立广化寺桥；以车纺丝者曰车匠，立濂溪坊。

什百为群，延颈而望，如流民相聚，粥后散归。

若机房工作减，此辈衣食无所矣。

每桥有行头分遣，今织造府禁革，以其左右为利也。”

这又说明：第一，当时的手工业已有相当细密的分工，手工业工人各有专能；第二，计日受值的雇佣制度已经流行；第三，雇主和雇工之间虽有经常的相对固定的关系，但已经是属于自由的契约关系了；第四，出卖劳动力的劳动市场已经以较大的规模出现，并且行头从中剥削很厉害，可以“左右为利”

；第五，清代织造府所以要禁止这种行头的剥削，只是因为官办工业和民间工业有矛盾，如果取消了行头，就更便于织造府的机房直接招工。

从官办的织造工业来说，它直接控制着一部分手工业作坊主人、小手工业者和商人。

如康熙五十一年巡抚郎廷极请以曹寅之子继任江宁织造的奏折中说：“今有江宁省会士民周文贞等，机户经纪王聘等，经纬行车户项子宁等，缎纱等项匠役蒋子宁等，丝行王楷如等，机户张恭生等，浙江杭嘉湖丝商邵鸣皋等，纷纷在奴才公馆环绕，具呈称颂曹寅善政多端。”

这许多机户、匠役、丝行、丝商等当然都是受织造府直接和间接控制的。

但是，他们实际上是经常和织造府发生矛盾的。

织造府“限制机户不得逾百张，张纳税五十金，织造批准纳税给文凭，然后敢织”

，而机户则要求“减免额税”

。

这一类矛盾是日益明显地存在的。

但更重要的是，当时除了官办织造工业以外，民间的织造业也相当发达。

这种民营的手工业是市民经济的重要基础。

据陈作霖《凤麓小志》载，“金陵机业聚于城之西南隅。

开机之家，总会计处谓之账房，机户领机谓之代料，织成送缎，主人校其良楛，谓之雠货。

小机户无甚资本，往往恃账房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