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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3部分（第5页）

这就是中国几千年来封建意识对人们思想的影响和束缚，依旧是遵循着男尊女卑的理念，依旧是奉行着传宗接代的宗旨。

赵小燕作为一个女人，嫁入夫家后他们只是把她当做了生育的工具，而且只准她生男孩。

而她的娘家人又认为女人要从一而终，不同意她离婚。

因此，赵小燕不仅要遭受丈夫对她的打骂，还要承受来自夫家和娘家人的各种精神压力，她真的很苦，甚至想到了死。

最后，双方家庭的兄弟姐妹都不同程度地卷入了这场家庭内部的战争，终于导致了大姑姐被伤害致死的恶果。

由此可见，家庭暴力的受害人不仅是夫妻双方，如果社会干预不能及时介入的话，还会殃及其他家庭成员。

赵小燕在遭受了丈夫的毒打后也去找过派出所，经派出所调解，丈夫赔了1800元医疗费给她。

但是，她丈夫并没有因为此事而受到教育，反而变本加厉地对她进行迫害。

当时人们对于家庭暴力问题认识不够，不少人认为丈夫打老婆是家务事。

正如那位派出所民警所说：“人家说我们派出所是管闲事，人家两口子打架你们也管，你们没事干了！”

这也正反映出在《婚姻法》修正之前，我国在法律上对家庭暴力没有一个明确的规定，公安机关在处理家庭暴力案件时无法可依。

2001年《婚姻法》的修正，填补了这一立法空白，它在第一章总则部分的第三条第二款中明确规定：禁止家庭暴力。

在第五章第四十三条中规定：对正在实施的家庭暴力，受害人有权提出请求，公安机关应当予以制止。

第四十五条中规定：对实施家庭暴力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这些法律规定为公安机关预防和制止家庭暴力行为提供了有力的法律依据，使公安机关在处理家庭暴力案件中做到有法可依。

叙述人袁怡草

访谈人宋美娅

访谈时间2001年8月16日访谈地点湖北省枣阳市鹿头镇卫生院

录音整理宋美娅

文稿编辑宋美娅因为遭受丈夫和公公的打骂，袁怡草自杀过三次，都是在镇卫生院抢救的，镇卫生院王副院长热心地带我去找她。

乡村的夜漆黑，路面坑坑洼洼，我紧跟着王副院长，走得深一脚浅一脚。

白天我们到她家来过，她不在家，她丈夫一双大眼睛里充满了警惕和狐疑，谨慎地说她“下地拾花生去了，不知道什么时候回来”

。

我们想，晚上她总该回来了。

果然，灯光从门缝泄出，“家里有人”

，王副院长说。

她一边拍着院子的大门，一边喊：“袁怡草、袁怡草。”

屋里没有回应，突然，灯灭了，狗叫起来了，紧跟着，四野围合，吠声大作。

院子里却一片沉寂，王副院长说话的声音有点发颤：“咱回去吧！”

第二天早上，正在我有点失望的时候，袁怡草跟着王院长来了。

她1962年出生，上过两年中学，是一个清爽利索的女人，乌黑的头发高高盘起。

讲话也很利索，她问我：“我讲话你听得懂吗？不懂我可以用普通话讲。”

离不了婚就想死我和丈夫结婚18年了，是我表姐介绍的。

刚结婚头几个月还可以，后来就不行了，打得厉害。

刚结婚时，我们和公公婆婆一起住，我婆婆是老牌高中生，公公16岁就当生产队长，但公公的思想还像是旧社会似的，媳妇就是媳妇，说你什么你只能听着。

现在的年轻人跟过去可不一样，他看不惯（我的做法），我那口子在外面开车，一回来公公就说给他我的不是。

他脾气杆子得很（脾气躁、不分青红皂白），一听公公说，上来就抓住我打，一打就拿家伙，看见什么拿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