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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第5页）

从“子曰鬼神之为德”

起，到“治国其如示诸掌乎”

止，已经有些大言了，然而尚不是大架子的哲学。

此一节显然像是甲部、丙部之过渡。

至于第三部，从“哀公问政”

起到篇末，还有头上“天命之谓性”

到“万物育焉”

一个大帽子，共为丙部，纯粹是汉儒的东西。

这部中所谓中庸，已经全不是甲部的“庸德之行，庸言之谨”

，而是“中和”

了。

《中庸》本是一家之小言，而这一部中乃是一个汇合一切，而谓其不冲突——太和——之哲学。

盖原始所谓中者，乃取其中之一点而不从其两端；此处所谓中者，以其中括合其两端，所以仲尼便祖述尧舜（法先王），宪章文武（法后王），上律天时（羲和），下袭水土（禹）。

这比孟子称孔子之集大成更进一步了。

孟子所谓“金声玉振”

尚是一个论德性的话，此处乃是想孔子去包罗一切人物：孟荀之所以不同，儒墨之所以有异，都把他一炉而熔之。

“九经”

之九事，在本来是矛盾的，如亲亲尊贤是也，今乃并行而不相悖。

这岂是晚周子家所敢去想的。

这个“累层地”

，你以为对不对？

然而《中庸》丙部也不能太后，因为虽提祯祥，尚未入纬。

西汉人的思想截然和晚周人的思想不同。

西汉人的文章也截然与晚周人的文章不同。

我想下列几个标准可以助我们决定谁是谁。

一）就事说话的是晚周的，做起文章来的是西汉的。

二）研究问题的是晚周的，谈主义的是西汉的。

三）思想也成一贯，然不为系统的铺排的是晚周，为系统的铺排的是西汉。

四）凡是一篇文章或一部书，读了不能够想出它时代的背景来的，就是说，发的议论对于时代独立的，是西汉。

而反过来的一面，就是说，能想出它的时代的背景来的却不一定是晚周。

因为汉朝也有就事论事的著作家，而晚周却没有凭空成思之为方术者。

《吕览》是中国第一部一家著述，以前只是些语录。

话说得无论如何头脑不清，终不能成八股。

以事为学，不能抽象。

汉儒的八股，必是以学为学；不窥园亭，遑论社会。

《礼运》《礼运》一篇，看来显系三段。

“是谓疵国，故政者之所以藏身也”

（应于此断，不当从郑）以前（但其中由“言偃复问曰”

到“礼之大成”

一节须除去）是一段，是淡淡鲁生的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