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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所谓法家XiNShUHaiGe CoM（第16页）

郑人有相与争年者，[其一人曰：“我与尧同年。”

]（旧无此九字，今据马总《意林》增）其一人曰：“我与黄帝之兄同年。”

讼此而不决，以后息者为胜耳。

言行既以“功用”

为目的，我们便可用“功用”

来试验那言行的是非善恶。

故说：

人皆寐则盲者不知；皆嘿则喑者不知。

觉而使之视，问而使之对，则喑盲者穷矣……明主听其言必责其用，观其行必求其功，然则虚旧之学不谈，矜诬之行不饰矣。

（《六反》）

韩非的“功用主义”

和墨子的“应用主义”

大旨相同，但韩非比墨子还要激烈些。

他说：

故不相容之事，不两立也。

斩敌者受上赏，而高慈惠之行；拔城者受爵禄，而信兼爱之说（兼旧误作廉）；坚甲厉兵以备难，而美荐绅之饰；富国以农，距敌恃卒，则贵文学之士，废敬上畏法之民，而养游侠私剑之属：举行如此，治强不可得也。

国贫养儒侠，难至用介士：‘所利非所用，所用非所利。

是故服事者简其业而游于学者日众，是世之所以乱也。

且世之所谓贤者，贞信之行也。

所谓智者，微妙之言也。

微妙之言，上智之所难知也。

今为众人法而以上智之所难知，则民无从识之矣……夫治世之事，急者不得，则缓者非所务也。

今所治之政，民间之事，夫妇所明知者不用，而慕上知之论，则其于治反矣。

故微妙之言，非民务也……今境内之民皆言治，藏商管之法者家有之，而国愈贫。

言耕者众，执耒者寡也。

境内皆言兵，藏孙吴之书者家有之，而兵愈弱。

言战者多，被甲者少也。

故明主用其力，不听其言；赏其功，必禁无用。

（《五蠹》）

这种极端的“功用主义”

，在当时韩非对于垂亡的韩国，固是有为而发的议论。

但他把一切“微妙之言”

“商管之法”

“孙吴之书”

都看作“无用”

的禁品。

后来他的同门弟兄李斯把这学说当真实行起来，遂闹成焚书坑儒的大劫。

这便是极端狭义的功用主义的大害了（参看第八篇末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