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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篇 导言（第11页）

“唐虞哲学”

，全不问用何史料。

最可怪的是竟有人引《列子·天瑞篇》“有太易，有太初，有太始”

一段，及《淮南子》“有始者，有未始有有始者”

一段，用作“邃古哲学”

的材料，说这都是“古说而诸子述之。

吾国哲学思想初萌之时，大抵其说即如此！”

（谢无量《中国哲学史》第一编第一章，页六）。

这种办法，似乎不合作史的方法。

韩非说得好：

无参验而必之者，愚也。

弗能必而据之者，诬也。

故明据先王必定尧舜者，非愚即诬也。

（《显学篇》）

参验即是我所说的证据。

以现在中国考古学的程度看来，我们对于东周以前的中国古史，只可存一个怀疑的态度。

至于“邃古”

的哲学，更难凭信了。

唐、虞、夏、商的事实，今所根据，止有一部《尚书》。

但《尚书》是否可作史料，正难决定。

梅赜伪古文，固不用说。

即二十八篇之“真古文”

，依我看来，也没有信史价值。

如《皋陶谟》的“凤皇来仪”

“百兽率舞”

，如《金滕》的“天大雷电以风，禾尽偃，大木斯拔……王出郊，天乃雨，反风。

禾则尽起。

二公命邦人，凡大木所偃，尽起而筑之，岁则大孰”

，这岂可用作史料？我以为《尚书》或是儒家造出的“托古改制”

的书，或是古代歌功颂德的官书。

无论如何，没有史料的价值。

古代的书只有一部《诗经》可算得是中国最古的史料。

《诗经·小雅》说：

十月之交，朔日辛卯，日有食之。

后来的历学家，如梁虞，隋张胄元，唐傅仁均、僧一行，元郭守敬，都推定此次日食在周幽王六年十月辛卯朔，日入食限。

清朝阎若璩、阮元推算此日食也在幽王六年。

近来西洋学者，也说《诗经》所记月日（西历纪元前776年8月29日），中国北部可见日蚀。

这不是偶然相合的事，乃是科学上的铁证。

《诗经》有此一种铁证，便使《诗经》中所说的国政、民情、风俗、思想，一一都有史料的价值了。

至于《易经》更不能用作上古哲学史料。